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的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的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 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