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来想像一下汉密尔顿初识《绿盒子》（图1）的传奇时刻。那是1948—1949 年之间的一天，汉密尔顿还在斯莱德（Slade）美术学院学习。他和奈杰尔?亨德森（Nigel Henderson）一同散步，走到罗兰特?潘罗斯（Roland Penrose）家附近时，亨德森提议去潘罗斯家中喝茶小坐。随后亨德森把潘罗斯的个人藏书介绍给了汉密尔顿。当时的情境下，机会、惊喜和精心筹划恰好汇聚在一起，如同满足了杜尚所谓的“成为现成品的各项规格”（specifications for a ready-made）。汉密尔顿形容那是一个具有“快照效果”的时刻。机缘之下，他和神奇的《绿盒子》相遇了。

随后，汉密尔顿将杜尚的手稿笔记于1960年重塑成印刷版（图2）。虽然那已不再是杜尚的笔迹，但手稿原本的效果却在印刷版中得到呈现。汉密尔顿将文本变得清晰易辨，但笔记本身的“不可读性”，即杜尚用以抵抗消遣式阅读的手段，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彰显。他赋予笔记类似书本的线性顺序，却不给书页编号，以还原其无序的散乱状态。他对文本进行梳理，以便让我们注意到杜尚对意义的揉捏，以及对语义无止尽的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