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据何其芳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丁”！

林默涵是会议的出席者之一，据他对笔者说，那天有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当场加以批驳。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胡乔木。林默涵记得，胡乔木的发言，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尽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平素，胡乔木言语不多，然而这一次发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要说话的。

经过讨论，以至经过争论，座谈会在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据胡乔木对他的一位友人说：“主席讲话时，手中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很风趣，很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

那天，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著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7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该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国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