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5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5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3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14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最后，指定胡乔木执笔。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比，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相比，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