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吉他浪人渡边先生

那吉他像是抽烟一样，不时呼出一团团云雾状的和弦，须臾间便由盛而谢。一声弦动，一地樱雪。

那是一个天地如洗、草木葱茏的新世界。雨后的风正把流浪者的哀愁，像尘埃一样吹散在来时的路上。

大约有几分钟，我们什么都没有说。那是下午光线刚开始转暗的时候，能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

他坐在床边，低着头，认真地用一支铅笔在白纸上画画，窸窸窣窣的。身材高大的摄影师端着相机，猫着腰，对着他左旋右绕，偶尔按两下快门，样子像一只在草丛中匍匐前进的猎豹盯着一只羚羊。

先是一个尖耸、狭长、形如哥特式塔楼的三角形，两边分别添上一排对称的射线……起初，我以为他画的是一个图腾或者建筑，直到他在三角形的腰部画上一根直线，注明一个“根”字，我才明白，他画的其实是一棵几何形状的树。

他在那些呈鱼刺形状排列的线条之间，写上“金钱”“家庭”“工作”“健康”“教育”等字样，又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一个“枝”字。他抬起头来，微笑着用生涩的中文跟我解释，大意是：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棵树，那么这些对他来说，都只是生命的树枝，虽然重要，但并不是非要不可的。

接着，他在“根”字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枯”字，紧跟着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死”字。

我问他：“对您来说，什么才是不可舍弃的‘根’呢？”

他眯起眼，望着我身后的某处，很长一段时间默然不语。隔了好一阵，他才答非所问地在“死”字的旁边写下两个字——空虚。

然后，他把那张画着“生命之树”的纸夹在几页个人资料和音乐会曲目单之间，郑重地交到我手上。

他是我入行以来专访过的第一个外国人，一个声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国籍、民族、流派的日本音乐家。那时，他大约五十岁，一直在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流浪，离开日本已十多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在中国他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家人，不挂靠任何艺术协会，也不工作，依靠从前的积蓄独来独往，凭感觉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长则一两年，短则数月。

12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个人和他的画。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但并非出自刻意，在貌似反常之处又隐隐蕴含着某种水到渠成的因素，因此，不能完全算是“不可思议”。就像一条自东向西流淌的河，只是遵循特定的“地势”而已，总而言之，很难用世俗意义上的悲、喜、成、败予以评价。

我管他叫“渡边先生”。他和村上春树是同龄人，村上小说里出现过的曲子，有好些他都很拿手，包括《挪威的森林》。另外，他的故事具有一种让我着迷的东西——一种异乎寻常与合情合理并存，既浪漫又冷峻的诗意。每当我想到这个人，便会想起小说里渡边回忆直子时的情形：“一切是如此鲜明，教我不知从何写起。这就好比说，一张画得太详细的地图有时反而派不上用场一样。”只有“不完整的记忆”，才能装进一个“不完整的容器”里。记忆越是模糊、淡化，越能去芜存菁，在无法忘记之处保留最核心的意义。

见到渡边先生是在秋天。因为常年吃素，他有点儿营养不良，怕冷，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南方、印度、东南亚度过，尤其是冬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只有1米6左右，身材像女人一样瘦削、单薄，与那张留着浅浅的络腮胡的脸，还有对那个年纪的人来说算是浓密黑亮的自然卷，显得很不相称。他穿一件条纹衬衫，谈吐文雅，眼睛很明亮。

他租了一个带厨卫的单间，只有一张床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屋子里看不到任何诸如相片、摆件之类的装饰物，也没有盆栽。床上放着一把吉他，床头立着一个和琴盒差不多大的小型黑色旅行箱。没有笔记本电脑，也不需要厚重的冬衣。除了玻璃窗，四面只有白墙，像一个干干净净的纸盒子，装着简化到最低限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