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大力支持下，由孟祥才教授主持，召开了第十次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围绕农民战争与民本思想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1978年深秋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盛况空前的第一次农战史讨论会。那次会议近百人参加，全国研究农战史的著名学者，如谢国桢、漆侠、田昌五、陈旭麓、孙祚民、谢天佑等，都赴会并热烈发言，谢天佑教授更是会议的倡导者、主持人，出力最多。然而曾几何时，这几位对中国农战史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都已谢世，谢天佑兄更是中年早逝，令人痛惜。农战史研究领域的玉树凋零，“枫叶落纷纷”，似乎从一个不幸的侧面，象征着当前农战史研究的冷落。

遥想“文革”以前，农战史的研究，真个是沸鼎烹油，轰轰烈烈。翻看史学文章目录索引，那个时期发表的农战史研究的文章，在史学领域几乎“三分天下有其二”，被誉为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的金花，未免是“隔花人近天涯远”，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从根本上说，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一部中国史，几乎成了中国农民的战争史。某研究所编过一部中国通史，为了体现所谓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把全书结构简化为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再一次农民战争——历史再发展。显然，这是把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了。而在农战史的研究中，唯以人之是非为是非，“代圣贤立言”，动辄大批判开路，无理讨伐翦伯赞、孙祚民、漆侠等史学家，更是令人扼腕。因此，“文革”前农战史研究的热烈场面，是对历史科学的背离，完全不正常。

但是，近几年来农战史研究的现状，也很难说是正常的。不错，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抛弃了农战史研究中的神圣光环、形而上学，“左”腔“左”调，再无市场。问题在于：还要不要研究农战史？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一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农战史集刊》，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过《农战史论丛》，至90年代，这两种曾经发表过很多一流学术水平农战史论文的刊物都无疾而终，使农战史学者失去重要依托。时下翻开各种学术刊物农战史的文章寥若晨星。纵然有过李自成归宿问题的热烈争辩，那是有人拨乱其间的结果，并不值得大书一笔。更有人误解研究农战史似乎就是宣扬造反。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某市曾拟召开黄巢学术研讨会，主管领导听了有关汇报后，竟说：“现在不是研究造反的时候了！不要开这样的会。”结果此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实，黄巢是唐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召开一个专门学术会议讨论他的历史定位，是一件功在学林的好事。又岂止是黄巢一人哉！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很难设想，如果我们对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视而不见，怎能理解秦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秦王朝以后各个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如果我们不以全新的视角，实事求是地深入探讨，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肯定难以洞察全貌，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更不用说，研究历史上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的规律等课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心静云从衣上住”。告别过去农战史研究的虚华，以平常心态重新认真开展农战史科学、理性的研究，扭转当前农战史研究被漠视、冷落的局面，是其时矣。腊鼓催春，愿我史学同仁共同努力，迎来农战史研究的春光一片。

载2002年8月1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