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多数体格强健的幸存者都沦为俘虏（有记载表明塞万提斯在他弟弟之后几个小时被捕），护送“太阳号”的船只才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向捕手发出了警告，它们的速度还是不能与海盗的船只相媲美。在抵达留在甲板上的伤者和奄奄一息的人之前，他们不得不目睹对他们并肩战斗的同伴的绑架。嚷着叫他们的同胞离开，以免被捕的大多数桨手，也是渴望获得自由的俘虏，得知这一点只不过加深他们的悲伤。当他们眼睁睁地、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时，落到他们身上的是在回到西班牙的家之后，向这些人的亲戚和朋友报告这一事件（如果能确定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的话），这从来不是一桩值得羡慕的任务。

不过他们的难以置信感还不可能与那些被俘者相比。他们不仅被带走了，而且还落入了在地中海水域中横行霸道的最残酷之手。甚至对他们赖以为生的那些不幸船员，最好时期的海盗也很少显示出怜悯。落到公海上的俘虏身上的命运，苦役犯的命运是最为糟糕的。今日的读者不难想象这种肉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这些苦役犯在不得不将船划离那本来可以将他们营救出来的船时，一定感觉到了这种肉体和心理上的痛苦。

人的非人性牺牲品、他们的困境也许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如此深刻地描绘过的劳改营中可以找到其现代的对等物。对两种制度中的囚犯来说，生活，廉价的生活，通常是难以想象的残酷透顶。随后的时代不同了，而西班牙的基督教捕手可能并且经常是同样残酷无情，尤其是对那些异教徒和背教者—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更是如此。

没几日，塞万提斯发现自己已处于阿尔及尔的世界性港口之中，那时，这里处在土耳其苏丹的控制之下。它因此充当了一个前缘区域，是两个超级大国危险丛生的交汇点。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宗教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残酷对待俘虏，但其他因素，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在阿尔及尔统治者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有可能看到1513年由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阐述的行为准则。的确，阿尔及尔的要人们，或者说管理者们，尤其在阿茹奇·巴巴罗萨（Aruch Barbarossa）统治期间及其后，其行为举止就仿佛生来就有一本书牢记在心，似乎与马基雅维利对专制统治者—新人—的描绘相当：无情、高效、肆无忌惮。其结果，野心勃勃、间谍活动、阴谋策划、上下其手成了当日的秩序，渗透到了社会的所有层面。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巴巴里诸国—今天以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著称—完全是突然出现的社会，显示出了绝对主义民族国家所有分娩时的阵痛。伴随美国早期殖民者无法无天的浪潮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淘金者城镇盛行的态度，只不过是阿尔及尔和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所记载的行为模式的模糊的回光返照。严酷的文化冲击也有助于解释许多俘虏转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有些人爬到了在所谓文明国家不敢梦想的权力高位。假如要给西班牙当局一种恩惠，它最有可能是为了和巴巴里诸国和平相处。但是愿望和恩惠在最需要之时，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尽管西班牙的特务机关做出了秘密努力，但并没有任何这样的好运照菲利佩二世国王的方式行事。在陛下大人的所有肉中刺里，阿尔及尔和佛兰德斯是最尖锐的，而阿尔及尔与家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