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客栈没有床，顶上有一个吊铺，底下是做饭的，那个叫大车店，赶大车的人到那里过夜。一进屋子，倒是挺暖和，因为都是大锅烧饭、烧水。我们吃了饭，顺着一个楼梯爬到吊铺上睡觉。那时年轻也困，很容易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又赶快坐着摩托往回返。走一路我觉得身上到处痒得不得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回来以后，我说身上痒得不行。邹鲁风是学生中资格最老的，他是北伐军武汉军分校的学生，早年就参加革命了，比我早十来年，经验丰富。他说：“李欣，你脱下衣服看看，八成是有虱子。”我说：“什么叫虱子啊?”读小学时，看《八月的乡村》上提到虱子，就是繁体字“风”字少一撇，那个字当时我还不会念，反正看小说看过就算了。结果打开看到很多小虫子在那爬，有的白白的，有的吃饱了，肚子就是红的，挤它一下就死了。浑身都是这个东西，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虱子。那时下锅一煮虱子都死了，问题是棉袄不能下锅，一下锅煮了，棉袄就成了一个板块，不保暖了。

我还曾从“乡农学校”脱过险。伍志钢说诸城那边有党的关系，我和周持衡就前去相州，要和在那里开展工作的赵志刚取得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部分农村由“乡农学校”取代了区公所。“乡农学校”的任务是总管全区的民政、建设、治安、教育等各项行政事宜，同时负责训练学生（学生佩带枪支），补充兵源。我们从高密出发，在安丘景芝附近，被“乡农学校”的人捉住，把我们关起来了。他们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我们说：“不是啊，我们是抗日的呀，不信，我们有介绍信。”那时蔡晋康高密游击队已经有正式番号，我们带有别动总队一个支队的公函。那时候电话还没断，他们去查证确有其人，把我们关了一夜，就放了。周持衡是学文学的，我们坐在被关的屋子里，他就给我念诗，鲁迅的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以抒发当时的情感。我们看到路上不平静，“乡农学校”不光安丘有，诸城也有，再扣就麻烦了，就往后返。正好部队往诸城走，中途就会合了。

周持衡曾用名周璿，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抗战初期曾任抗日民主政权东平县县长和那一地区的行政专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吉林省省长。后遭打击，曾被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当水电站站长。他一生能上能下，能伸能屈，一心一意为发展水电事业作贡献。“文革”后平反，恢复了党籍，组织上本拟付以重任，终因积劳成疾，患了绝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出身官宦之家，但决心献身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不计恩怨，党叫干啥是啥，干一行精一行，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们进入蔡部一个多月后，日寇进占高密之前，我们的队伍占领了诸城。

“南望马耳常山，若隐若现，庶几有隐君子乎？”我是读了苏轼的《超然台记》才知道诸城的。1938年初春，我随高密游击队来到诸城，登上了超然台，那时苏轼文中提到的所有建筑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了荒台一座。我站在超然台一看，南面那个山活像马的两个耳朵，我感觉到苏东坡描写的功力实在太高了。

现在想起超然台，我也想“发思古之幽情”。早在1935年我在上海念书时就读过诸城作家王统照的《山雨》，与此同时我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我更喜欢前者描写的主人公的斗争精神。后来我又读过诸城诗人臧克家的《烙印》和《罪恶的黑手》。有一年山东大学校庆，我和这位老校友住在同一招待所。席间，我向臧老背了他的《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那首诗。他高兴得送了我一部《臧克家文集》。小时候我还收集过刘镛的字帖，不过我偏爱欧虞，不喜欢他那痴肥。提到书家，生于诸城的康生章草写得还可以。我的同事吉合曾任第三国际的政治交通，和康生可是老相识了。康生曾送给他夫妇两方图章，是他亲手刻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可就不认人了，吉合被打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