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代表着工农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开始就有斗争，在高密时期暴露的还不那么明显。

1938年2月，我们和蔡部的关系越来越僵，其中不仅有原来高密那帮反动势力的破坏，还有诸城反动势力的因素。那时蔡部成了诸城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点。诸城这地方党派纷纭胜过高密，据说中国有多少党派，诸城就有多少党派。赵志刚是诸城著名老党员王翔千的女婿，赵志刚的爱人王辩是早期的共产党女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我们在蔡部的政治面目是显而易见的，诸城的反动派和高密的反动派沆瀣一气，非要把我们挤走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廉耀东首先被迫离去。廉耀东走后，蔡部更处处刁难我们，曾扬言断粮。不久，他们就借口我们发展民先队员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发动了高戈庄事变，“蔡五猴子”带人把我们分布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别突袭包围，胁迫我们离开蔡部。当时情况很危急，山东大学有位叫万家蕊的女民先队员，听说我们被蔡部活埋了。她特地从青岛来到蔡部找我们。我们不得不撤出来。出发前高密县长张翰、诸城师范校长王明复、国民党复兴社员童子军教员郭海舟等冒称家长代表，妄图劝阻并挑拨说：“不要跟坏人走。”还指着最年轻的王培义说：“你这小鸽子能干什么？！”王培义回答说：“抗日还分男女老少？！”刘钧儒说：“你们究竟代表哪个人的家长？！”我们的同志不顾一切威胁利诱，坚决离开了蔡部。

蔡部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一度发展到8000余人，成为胶东著名的投降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迫于形势才最后起义。

撤出蔡部后，我们曾尝试在鲁东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我们派廉耀东去找他的老朋友莒县的唐县长，结果因廉耀东被人暗害而未成。

我们只好沿着昌潍公路南下，那时山东党的力量很薄弱。在临沂，有个崔介同志是党员，那时他在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那里做统战工作，但他说不上话。我们队伍中留下了一个张岗同志在他那里，后来联系上了莒南十字路的谢辉同志，搞起了一支队伍。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看来一切事情除了主观指导的正确外，一定的客观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又找了当时驻守临沂城的庞炳勋（国民党第40军军长，后来当了汉奸），他不愿收留我们。派去向山东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的王良同志又未回来。我们只好继续沿昌潍路南下，来到了当时全国抗战重心的徐州。

在“保卫大徐州”的口号鼓舞下，我和当时徐州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张震寰、李锐一起找了李宗仁（战区司令）。李宗仁不错，热情地接见了我们。我见他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他到广雅中学做过讲演，这次是近距离面对面，我看他嘴里还镶着金牙，人倒是挺和气，他说：“你可以到我们那个青年军团去。”他办了一个青年军团。后来我们想想，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按我们原来的想法，给我们划一块地区，让我们自己搞。

这时，我们和东北军51军中共地下工委取得了联系（伍志钢以前曾是该工委的书记，邹鲁风也在工委领导下工作过），工委的同志认为我们应该去东北军57军万毅所在的部队工作。邹鲁风受命赴连云港找到667团团长万毅，希望该团能接收我们。邹鲁风和万毅相识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二人都了解对方具有强烈的抗日意愿，彼此不乏信任。于是万毅用招兵的名义向师长霍守义请示留下我们，部队缺兵，师长就同意了。在报请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分委批准后，由伍志钢和我率领“一百单八将”中80余名身强力壮的前往万毅所在的部队工作，由邹鲁风、王良带领其余20余人去山东省政府，做沈鸿烈部的统战工作。

在从诸城到徐州长达700余里的行军途中，中间有晴和的日子，也有大雪纷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