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眼下所有白人的世界里，社会阶级的鸿沟反倒比国家间的鸿沟深。其实，思想这东西最具国际性，任何有教养的人，无论哪个国家，都与白人世界的其他有思想的人有长久的接触。我所说的仅限于白种人，甚至都不能包括印度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的文化是附着物，是对统治民族的模仿。在白种人里，受过教育的人大都相似，即使语言不同，也能一见如故。各个国家有各自的特征，也有偏见。但任何欧洲国家或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其重大的想法、传统的情感和行为举止大都相近。货真价实的上层阶级是没有了。

问题的关键是，欧洲文化中的所有人，他们的思想内容几乎是同质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十分相似。事情无论大小，无论国内事务还是国际金融，国内商务还是世界大战，一遇到什么事，每个国家的表现都和别的国家相差无几，甚至想法雷同，众口一词，行为如出一辙。

我再说一遍，这就是中产阶级欧洲的同一性。今天，全世界只有两个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

他们之间的罅隙不是垂直的，而是横向的，而且只有一条分界线。中产阶级已经将上流阶级完全同化。连国王也只能算资产阶级里的“精华”。分界线是横向的，它横向切断了整个文明世界，将人类分成两层：上层和下层 。

或许有争议的一点是：今日的劳动阶级只是中下有产阶级。所有的人都向着一个目标努力，要变得更富裕些、要掌握财富的处置权力。从外部观察，这是真的。但从内部考量，这则是一个天大的假象。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出生于劳动阶级。我父亲是个矿工，而且仅仅是个矿工。他十二岁上就下井干活了，一直干到七十岁左右。他能十分费劲地写封短信，也能浏览本地的报纸专栏文章。尽管他总是读些报纸上的东西，可他几乎弄不懂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屡见不鲜的是，他几乎总在问我母亲：“媳妇儿，这个‘加拿大的地方’是啥意思来着？”母亲有点不耐烦地解释过了，他还是不了解加拿大。对他来说，加拿大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而美国就是个你若对自己的国家不满就可以前往的地方。这都是“聊天”的话题。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懂点儿这方面的事儿，因为矿工们在酒馆儿里要闲扯些政治和报纸上的事儿，拿这些东西胡编乱造一番。

我父亲挣的钱，我估计一般是在一周三十到三十五先令的样子。夏天产量不高的时候，工资会降到二十五、二十甚至十五先令。他可不管家里是不是有一群孩子要养活，总给自己留一份私房钱。他给我妈的钱从来不超过三十先令。而他挣不到三十先令时，他还扣五先令给自己留下，如果他挣二十五先令，他也扣五或四先令。他兜儿里必须得有私房钱供他下酒馆儿。

我母亲算是潜在的中产阶级。她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从来也不会说一句字正腔圆的当地土话。她能写一手好字，能把字母写出花样儿来，还喜欢那两个大相径庭的乔治的小说，一个是乔治·爱略特，另一个是乔治·梅瑞迪斯。

尽管有这样的母亲，我们家绝对是个劳动阶级家庭。我母亲戴着一顶寒酸的小黑帽子，尽管生着一张精明的“另类”脸儿，但还是个工人的老婆。而我们则是彻头彻尾的工人子女。

直到我十二岁上，情况有了变化。我获得了郡里的奖学金去诺丁汉中学读书了。这所受到大笔捐资的学校算得上是英国最好的中学了。校长是高博士，后来他当了西敏寺中学的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