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时，杜若可以一整天不出门，而在北京，她特别害怕独处。糟糕的事情在于，她是不用坐班的，在家写稿就行了。每周一、周二特别忙碌，忙到饭都来不及吃，周三快要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发愁，找谁吃饭呢？于是一到饭点儿就四处打电话：吃饭了吗，吃饭了吗？这种习惯在她回到N市后仍然顽固地骚扰了她一阵子，下班了，面对着家里的好饭好菜，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掏电话。

她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塔基之一的安全需求却一直缺失， “没有安全感，觉得没着没落的……”

社会学家或许会用大城市竞争激烈、各种保险制度不健全来解释，但杜若有自己的表述：“人在大城市的存活率比较低！”

她的一个同行，女孩，工作起来很彪悍，像男人一样，但是从来不敢把窗户关严了睡觉，只因曾有一位朋友死于煤气中毒；另一个朋友，男孩，谈了一个又一个女友，却宣称不结婚。基金最火的那阵儿，杜若劝他买一点，他回道：“买什么啊，不定哪天就死了。”还有一个夜班编辑，回家后在楼道里遇到了打劫的；而某起白天入室抢劫杀人案，就发生在自己的小区。

最初，杜若是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来到北京，但渐渐地，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建构幸福家庭的能力”，担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给未来的孩子带来幸福——虽然她当时连个男朋友都没有。2007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北京看她，一家三口打了很远的车去东五环外，看了一处新建楼盘，当时这里房价不到7000元/平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早已售罄，他们放弃了。那时杜若不知道，3个月后房价再次起飞，达到新的顶峰。她不能责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们想象不出房价是这种走向，“所以说魔幻啊，父辈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是无法预料的。”

她曾经在开心网上看到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她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起，杜若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诉说思念、发发牢骚，说一些“还不如回老家……”之类的气话，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媒体谋得一个职位，“你回来吧！”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这个时候，家乡被想象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羡慕他走在N市街头的那种惬意与安全感，“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

她回N市面试去了。那一天，她在报社大楼的一层等待面试官的召见。电梯开了，里面走出一些人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C。

她下意识地扭过头，没有和C主动相认，“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和人们的成见与内心的魔咒做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