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曾在小城寻找文艺青年，只发现了一群热爱古琴国画的文艺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锋私家书店，杜若刚发现这里时，很高兴地约同学去狂购。可书店日益萧条，2009年春节前，她去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帐篷》，发现书店的格局缩小了大半，老板说，生意不好准备关门。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让人叹气，”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去公园跑步成了最快乐的辰光。和潇洒的老头擦肩而过。小年轻在我眼皮底下交换口水，左边累了换右边。小孩子满地跑，惹得我母性大发。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开心（网）。豆瓣上新鲜事真多，让我觉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没有与首都文青脱节。和朋友网聊是最兴奋，我可能得了网络依赖症，按前阵子时髦的讨论，这也是种精神病。我一直觉得，爱情、毒品、SEX，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暂时忘却现实，达到愉悦的。现在。网络也被划入其中。可喜可贺。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价也就是近视、颈椎病、自闭、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开始闪回。眼睛睁着，某个场景就刷地掠过大脑，有时候是在二环三环上奔驰，更多的时候是在走路。杜若吃惊于自己的记忆力——当时站在街的哪一侧，哪一辆公交车从眼前闪过都那么清晰。搬过那么多次的家，住过的南、北、东三个区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独自走过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热或寒冷。她自问：“为什么这些都清晰地刻在潜意识里，胜过很多所谓重要的事件和时刻？为什么，现在总是没有前兆的、不分时机的切入脑海，像一次神经混乱的病毒来临？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从一条街向另一条街，用腿或出租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沿着环在地上奔驰，或笔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着、看时间、总是迟到，在地铁下车时被卡住腿、以为自己要挂了……难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2009年6月，她再一次出逃，车票的终点是上海。她说，回归家乡的生活让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选择了自由。人生是单向度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这次出走，我已做好当穷人的准备，彻底放弃了在大城市买房这些打算。作为一个女性，我对房子的梦想从未建立在婚姻上，而是抱着幻想，觉得这个魔幻的国家里，任何事情都能改变一个草民的命运。我现在就指望着哪天上海版图扩张，把咱家乡给收购了……”

她抱着反讽的口吻诉说这一梦想，像一场语言的对抗游戏。虽然并不喜欢上海特色的人情世故，也失去了北京相互依靠的密友，但上海离家更近，更重要的是有亲戚可以投奔，不用再担心突然降临的无家可归。

她在上海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2009年6月26日，她忙了一整天，搬进了闵行的一个小区。第二天凌晨，她睡得迷迷糊糊，听到了打雷一样的巨响。离她住处500米开外，在建小区莲花河畔景苑的一幢13层居民楼从根部断开，直挺挺地整体倾覆在地。后来官方说，这栋大楼死于“压力差”。

杜若没有起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她太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