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给我讲许多海外的见闻、美景之外，姑母还给我讲了一些她和父亲、姑父在国外边打工边上学的情景。她和父亲开始时住在旧金山。天热了，姑母在洗衣店里为顾客们洗衣和熨衣服，为了挣点钱吃饭上学，是很辛苦的。她觉得总有熨不完的衣服。因为个子小，用大熨斗很费劲，而且很热。但为了生活，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到熨完。而我父亲那时在上中学，上完一天课，还得到餐馆里洗盘、洗菜，后来切菜端盘子，周末都不能休息。她告诉我，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有这种经历。尽管他们这种半工半读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比起早年被人贩子“卖猪仔”的华人同胞，要好多了。这些“猪仔”是从广东南部台山一带来的。因为当时村里人多地少，农民很难过日子，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骗来美国的。到了美国被送到矿区去开矿，有的是修筑美国由西到东的大铁路，累死、病死的不计其数。最苦的是那些开矿工人，工头们把他们一个个一丝不挂的赶进矿井，一天干多少小时也数不清，下班出矿井时还要搜身。总之，在那里生存下来的人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中国人是爱国恋家的，从牙缝里省下了分分文文都要积攒起来寄回老家。发点小财的商人，死了也得落叶归根。他们即使死去，也不甘愿做外国的鬼。

这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二姑母非常和善，没有架子，热心助人，又善于诱导。她轻声的言谈却有着说服、诱导人们的魅力。我儿时有幸得到二姑母的身传言教，一生受益不浅。不论是孩子还是同辈人，总爱听她的话。而且她总是以身作则来影响别人。我记得那年的除夕夜，她亲自做出许多品种不同的糕点——萝卜糕、南瓜糕、马蹄糕、素年糕等，还有过年的年夜饭，不管是荤的还是素的，做了满满一桌。因为平时都是那么匆忙，一切都比较简单、凑合，所以春节时还是要过得热闹些。但是没想到，在用餐前她要大家先拜祭祖先，才能进餐。她亲自点上香和一对蜡烛。放上一份碗筷，斟上一小盅酒。不管老少，要全家从岁数小的开始，向着香烛磕上三个头。所有的人叩完头之后，才撤去香烛，围坐一桌吃年夜饭。饭后，她跟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都不信神，不信鬼。但为什么除夕要烧香烛呢？因为我的祖母（即父亲和二姑母的母亲）临终时有一个要求，就是子孙每年春节时要祭祀她。二姑母答应了。二姑母说，母亲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劳碌了一生，就这么一点要求，我既然答应了，就要兑现，信守对老人的承诺，这是为人的起码道德。因此，每年春节，不管我们吃什么，全家都要祭祀祖母。同时二姑母认为这也是让晚辈们每年都惦记着先辈辛劳付出的一种方式。后来，她要我们把跪拜改为三鞠躬，算作是一种现代化的纪念方式。

在同二姑母相处的日子里，确实感到她很忙，压力很大——上班，照料姑父，照顾全家以及一些住在他家的穷亲戚。这位只有1.5米高的老人，从无怨言，一年四季穿着简朴的灰色旗袍，穿一双很小很小的黑色高跟皮鞋，梳着长得能坠地的乌发，一个很大的发髻贴在脑后。她是第一个早起，最后一个上床，坚忍不拔为全家操劳的主心骨。她那正直、自强的个性，是熟识她的人们公认的。因此她成为我们家族里大家十分敬重的长辈。我们这一代人，都受过她的品德教育，当然包括我，我的姐姐和兄弟们。可以说，二姑母是我们薛家上一辈的中流砥柱，也是我们这些下一代的学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