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怀念姚溱同志

风雨故人 作者:徐铸成


怀念姚溱同志

少见的英才

我所敬重的朋友,在那个“十年" 中受迫害离开人间的,就有

邓拓、吴晗、范长江、金仲华、姚溱、王造时、傅雷、李平心……

这些屈指难数的同志。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各有特长的专家。我

常幻想,如果他们还健在,集中起来,从事教育、科研,可以建立

一所最有权威的学府;出一张报纸,一定是举世瞩目的舆论阵地。

自然,他们都各自可以做出更大更重要的贡献。

年纪最轻的是姚溱同志,含冤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他一向性

情开朗,活泼健谈,如果没有那次浩劫,他现在仅六十三岁,一定

还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对“四化" 发挥其聪明才智。

我是一九四六年开始认识他的。那时,白色恐怖日益浓重,他

才二十五岁,就主编《消息》三日刊,接着又接编《文萃》,以丁静

等笔名,写了不少文笔犀利、斗争艺术又十分巧妙的文章,像匕首

一样,每掷必中敌人的要害。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联合》、《新民》三报被封,反动当

局以为从此“舆论一律”,“莫予毒也矣",想不到“半空中又杀出一

个程咬金”,《时代 日报》填补了这些岗位,成为进步人士唯一的

明灯。

它是以苏商名义办的,需要更高超的艺术,以“第三者’的面

目,开展第一线的斗争。

尤其是每周两次的军事述评,最风靡读者,表面上全是引用公

开的材料,经过综合分析,轻描淡写着上几笔,人民的威力,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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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败局,跃然可见。作者是“秦上校’,以后,又改署 “萨利

根"。

开头,我也像无数着迷的读者一样,心想,哪里来这位思想进

步而又十分内行的军事评论家? 不久,才明白全是姚溱同志化名

写的。 +

以后,进一步了解底细,才知他十七岁在家乡南通就参加革

命,创刊的地下刊物,十分出色。嗣后,还去苏北根据地和范长江

同志一起,干革命的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调来上海,已是有勇有

谋、成熟的革命干部了。

一九四八年我在香港时,惊悉姚溱同志被捕,经过也十分壮

烈,千钧一发之际,他巧妙地躲开追捕,从楼上跳下,不惜以自己

的生命作为警报,让同志们及时转移。

这样才华出众、大智大勇的青年,在近代史上,大概可与“大

将军’邹容 (慰丹) 相仿佛吧!

贴心的朋友

回到刚解放的上海,欣知姚溱同志在黎明的前夕,经党组织和

他父亲味香先生的多方营救,脱出虎口,跌伤的腿,也已养好了。

作为夏衍同志的助手,他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处处

长,百废待举,他的工作是够繁重的。我们有些不太重要的事,要

征询夏衍同志的意见,他总说:“去找小姚谈谈,他会有办法的。" 的

确,三言两语,他就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解决的路也开启了。

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说话条理分明,要言不繁,而富有感

染力。

当时,我对人民报纸的一套“模式’,感到很不能适应,他和夏

衍同志耐心地帮助,绝不用教条或以势压人,而像知心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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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心置腹,因势利导。像我这样桀骜不驯的人,能对比我小十几岁

的人,心悦诚服,还能坦率陈述心底的苦闷和意见,是不容易的。

他还千方百计鼓励我参加社会活动。比如,我参加第一届赴朝

慰问团归来,他亲切地和我商量如何传达,不仅要写,还要在各种

场合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从此,我才敢于在群众场面,作公开

讲话。

一九五四年前后,他和夏衍同志先后调往中央工作。讲句不很

恰当的比喻,我——肯定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人,像离开了哺育多

年的奶妈一样,很久不易习惯。

每次去京,总去拜访他们,他们依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

一九五六年,我们全部职工,去京参加创刊《教师报》。有一天

他来看我,问我的心情如何? 我说:“我很愉快,决心好好地干一辈

子。’他爽朗地笑道:“你的心真能安得下去?”一句话,把我问得脸

都发红了。他是早摸熟我的脉搏,知道我办这样的一张专业报,是

不会过“瘾’的。

不久,中央决定要《文汇报》复刊。我对当时上海的第一把

手,有些戒心,想争取在北京复刊。姚溱同志多方给我解释,在哪

里出版都是一样的,都由中央关心领导。恰好,石西民同志因公到

京,姚溱同志特地约西民同志同到浦熙修同志寓所,我们四人一起

披诚畅谈,如何让《文汇报》在沪顺利复刊,打开新局面。这些,

他们两位以后都做到了。

他像一团火,随时紧贴着人们的心,鼓舞人们循着党所指引的

方向前进。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他是以自己的行动和灼热的

心,贯彻了这一点的。

无畏的战士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和姚溱同志接触较多。他那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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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以后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办公地点在北大

旧址的红楼;每次去看他,总在办公室接谈,办公桌上,书架上堆

满了文件、资料,电话铃声不绝,在这样公务倥偬的情况下,他对

于上海去的朋友,总那么热情,关心,仔细询问工作中遇到什么困

难。他答应我的要求,百忙中支持《文汇报》,担任《文汇报》在京

的社外编委——另两位是夏衍同志和人大新闻系的罗列同志,就近

对“北办" 的工作予以指导。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时,运动已匝地而起,

我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同时已开始接受“帮助",他和我见面时,十

分关切地说:“前月你从苏联回来时,我打电话到处找你,想不到你

已匆匆回上海了。现在,你应赶快找到陆定一同志,说说清楚。’

从他热切为我着急的神色看来,他对康生之流搞的那套“阳谋’,也

是“莫测高深’、不知“伊于胡底’的。恐怕连陆定一同志也无从置

喙、无能为力的。

大家知道,“史无前例’的“文革”,是以文痞姚文元发表的《评

吴晗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作为号角的,江青、康生之流,硬

把海瑞和彭老总的罢官联系起来,罗织吴晗同志的“罪状’,从而进

行株连,打倒一大片。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二月提

纲》,主张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混淆学术问

题与政治的界线,以“学阀’的态度,周纳人罪。康生是五人小组

的成员,硬说‘提纲’是背着他起草的,他在林彪、江青两伙反革

命集团的支持下,发出所谓 (伍 一六通知》,对彭真、姚溱等同志发

动残酷迫害,对参加执笔起草《二月提纲》的姚溱同志,恨之入

骨,加上不少完全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再升级,迫害越来越加

重。这样一位才华盖世、忘我为党工作的年轻领导干部,一九六六

年七月二十三日,就含冤去世了,呜呼!

“四人帮" 垮台后,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宣部为他召开追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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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九八。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推翻了康生之流对他的一

切诬蔑。

但死者不可复生。特别是上海的知识分子,非常怀念这位党的

贴心人。我也常常幻想,如果他还健在,对坚决贯彻党的拨乱反正

政策,开创新局面,又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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