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山，跟几年没喝过酒的于一爽在东四的孔乙己喝了一顿。座中有年过半百、喝得脑梗后又复喝的的作家丁晓禾，有年不过四十却一口段子的文化记者丁杨，有开口必笑、笑必掩口的爽朗川妹子编辑罗皓菱，还有相识多年见面却不过几次的卜老师昌伟，以及我的朋友朱首彦。酒没过三巡，烟没吸三盒，段子却已经满桌子在飞，听了两则中国大妈的段子，先说来过过瘾。

丁杨说，某一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请来了余光中，老余做完讲座后签书。很多人排队，几个不知余光中为何人的大妈以为有赠品要领，也跟着排起了队。等到大妈排到余光中跟儿前时，有一个记者跟余光中说想采访他，问他要电子邮箱，一个大妈估计是以为是可以打电话预约到什么福利之类的，也忙不迭地问余光中：“你有手机号码不？”紧接着又问了一句：“你有小灵通不？”

于一爽说，她某次跟大仙交易完在广场上遛弯，看到两个老太太穿着紧身裤在跳广场舞，两个老头也在旁边跟着跳。其中一个老太太人虽徐娘或者老娘了，但还颇有几分姿色，风韵犹存。两个老头都在打她的主意，都想单独约她去跳，结果其中一个老头胜出了，约着老太太去旁边单独跳舞去了，另一个老头指着他不禁喊道：“你跟我抢什么抢，我都多少年没有过过性生活了！”

言归正传，说说我跟段子的往事。几年前我就开始感叹，职场越来越不好混：职员像蚂蚁，整天爬来爬去忙碌个不停。而老板就像蜜蜂，整天飞来飞去的在外面忙碌个不停，一回到办公室，就时不时地蜇你一下。在工作上，我虽然不像蚂蚁那么勤快，但我跟过的几个老板，却从来都是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地蜇人。刚毕业时跟过一个老板，香港人，女的，单身（据说单几十年了），将近50岁，脸上永远阴晴不定，不知道是不是跟长期内分泌失调有关。她对下属的折磨跟下属做的事让她满意不满意无关，跟她的心情好坏有关，心情好的时候少折磨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多折磨一点，不折磨是不肯能的，她的快乐专门建立在下属的痛苦之上，你越哭，她就越笑。

无时无刻要加班、天冷天热没空调、一年到头无福利还算是轻的，她还会在你午后刚吃完饭最困的时候找你写方案，在每天临近下班时给你塞满工作，会在周末命令你去给她家的“咪咪”买狗粮，会安排行政吃饭时在食堂看水果盘，不停地吆喝“西瓜只能拿一块，橘子只能拿一瓣”。对这样的极品老板，我一开始的策略是毕恭毕敬、能躲就躲。但终究不是办法，她绕得开我，我绕不开她，宣传归她直接管，我几乎每天都要找她签一次单。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跟她说话的时候讲一些段子能缓和她的心情，换来她长年淫威里难得一见的一笑，从而保住我摇摇欲坠的薪水和卑微的职位，我才觉得无比阴暗的天空裂开了一道小缝儿，投下略微灿烂的几寸阳光。

我不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为了保住平稳上升的苗头，我跟段子打起了交道。为了谄女老板的媚，我自掏腰包给她买了很多段子书，奶猪、东东枪、张发财、作业本、王小柔、桑格格，段子书每出一本我就买一本。后来我发现，段子书的出版速度远远赶不上老板的阅读速度，我就转而上网找各种各样的段子，一条一条分门别类的复制粘贴下来，打印装订成册，取名为《段子奏折》，以每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呈送给总裁办。不过最后我还是被炒了鱿鱼，不是我从网上扒的段子不够好，而是因为女老板眼尖，发现了我的某一期《段子奏折》中有三条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