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知道有个编辑叫李智勇。后来我知道这个编辑也用“马拉”的名义写小说。再后来，读到一个叫木知力的诗人的诗：

两个拥有共同过去的人

并排坐在椅子上

谈未来，关心对方的爱人

为了回避过去

他们一次次地谈论今日的天气

不是吗，挺棒的，个中滋味，甚合我心。如是往复，绕了一圈，这三个不同的角色才被我串在了一起——原来三位一体，是同一个人。

三个位格，一个本体，这是神学中的概念，以尘世的标准看待，我有些替这个人叫冤。就好像张三，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张三，但他做裁缝的时候叫张三，打铁的时候叫张小三，修鞋的时候叫小张三。尽管这三样他都弄得不错，却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名头，由是便消减了本来应该不薄的名声。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某些时刻，他会不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恍惚？当别人赞美他打铁的功夫时，他会不会暗自嘀咕：某是个鞋匠！

写作之人，有个公论，似乎诗人最热衷于花样翻新的命名自己。这也说明，其一，诗人多是天人，一般在神学意义上看待问题；其二，诗人多有分裂，云来雾去，一般不以真面目示人。那么就有个结论了：这个人，原则上，应该是个诗人。

可让我用诗人木知力来确认他，情感上我又不太说得过去，没什么充分的理由，我还是比较愿意将他视为那个写小说的马拉。首先，马拉这两个字好记——著名的雅各宾派主席嘛。其次，对于写小说的人，我自然怀有些天然的亲切。有那么一段时间，马拉于我就是这么一副尊荣：裹着头巾，泡在水缸里，一手鹅毛笔，一手稿纸，不幸的是，刚刚遭到了一位女士的刺杀。这是大卫名作《马拉之死》中的场面，从小耳闻目睹，不免就要拿来比附这个写小说的马拉。对于这幅名作，我始终心有疑惑，我猜不透，那位以商谈事宜为由而行刺得手的女士，是如何被允许去觐见一位泡在水缸里的大人物的？这里面有诗意、有悬疑，恰如诗篇与小说，折射我们这个世界那些玄奥曲折的逻辑。

将一个诗人视为小说家，我不知道对于其人是否算是一种冒犯。众所周知，诗人们的脾气都很大。这就让我有了命名的困难，或者我只有无以名之地这么称呼他——这个人。

我与这个人素未谋面，神交日久，一日在刊物上得见其貌，原来颇为峻拔，长发及肩，眉眼宽展，全然与那个雅各宾派主席迥异。不但与主席迥异，除了长发及肩，这个人也与我偏见中的诗人们迥异。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其人有文艺青年的格调，难得的是，文艺青年的格调之下，他还有那么一些不易觉察的敦厚与诚朴。我这么看待这个人，不牵涉褒贬，何况敦厚与诚朴如今也不是我们用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了。我们如今的语境里，似乎坏小子才是跟才华并行不悖的最佳组合。当然，我也喜爱坏小子。

可这个人，起码目测起来，不是一个坏小子。这个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家，进了烟草公司做起了小职员。这可真难得！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循规蹈矩地生活，远远要比放浪不羁地混世需要更多的勇气。一个左右手小说诗歌同时开弓的青年，如此知道进退，实在令人敬佩。他把世道人伦的复杂性都塞在肚子里了，没有过早过快地挥发掉，假以时日，可不就蓄积出了力量？这是他持重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