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年年岁岁花相似，都是告别的年代，但2009似乎尤其如此。我们告别了季羡林，告别了柳存仁，在这个玉露凋伤的季节，我们又要告别唐德刚，告别贝时璋，告别钱学森。

贝先生之于生物物理学、钱先生之于航天和导弹技术，我们当然不懂；季先生的域外古语文研究、柳先生的古典文史之学，也属于博物馆式的学问，大多数人仍只能敬而远之而已。但唐先生就不同了，其笔锋所至，出入世间万象，不避俚俗嬉笑，给我们描摹出一幕幕鲜活生动的历史，令人为之会心，为之捧腹，为之击节，为之拍案。我们对他自然更多出一份亲近之感。

而对于我个人，感触就更深一层了。毕竟，当年初读岳麓版《晚清七十年》的时候，我就叹为奇作，并且另买了两本送给朋友。因为岳麓版有删节，此后又花费四百多元买到台版的五卷本，甚至，还买来一套错字连篇的盗版以作留念。毕竟，在我写的《现代学林点将录》里，也有其一席之地——而这，恐怕是要让学院派的正人君子们大跌眼镜的。

我在《点将录》中这样评论他：“唐氏以通俗化、本土化的历史写作驰名，所著以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为重要，亦最有影响，《晚清七十年》尤称代表作。其书突出关节，分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四大主题。每穿越时空，以异代的人物史事相比拟，打通古今，知人论世，是其特色，虽非史学正途，却非正途史家所能为。下笔更信马由缰，虽稍显枝蔓，甚至流于油滑，然议论跳脱，嬉笑成文，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史。另有《袁氏当国》，述论北洋政府时代，实即《晚清七十年》之续，然见解多承前作，笔力亦有不逮。??唐氏又是中国口述史学的开创者，在哥大先后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皆民国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其中《胡适自传》一种，更以杂文笔法为注解，借题发挥，指东打西，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别体。另有《胡适杂忆》，亲切生动，亦为就近观察胡适的奇作。??唐人刘知几论史学素养，特举才、学、识三项；今观唐氏，则‘才’、‘识’俱佳，‘学’虽稍逊，而能另增一‘趣’字。其书以论带史，借古说今，处处有我，可称史话（史谭）兼史评（史论）的现代变体。其长处在文笔、在议论，史料则顺手拈来，考订亦偶有粗疏，故不符合今日学院派史学的标准。然在学术专门化、匠气化、细碎化的时代，叙事史的传统自不当绝，史有别裁，不可无此一家也。”

以上评判，自信不必改易，但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唐先生最重要的治史特色在于两点：

一是打通古今，将当代政治与近代历史贯通起来。这并非史学的正宗，然而却是一种学院派所不能兼备的素养，甚至堪称一种舞动于史料之上的史识。画地为牢、就事论事的考据学家或文献学家多矣，但能像唐先生那样，跳出“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的五指山，指东打西，大闹天宫，求之前世今朝的，能有几人？

二是以论带史，将史话（史谭）与史评（史论）打成一片。考据史学的用意是复原历史，将历史推回到第一现场，尽可能恢复其真相，而唐先生的用意则是理解历史，将历史拉近到我们眼前，还之以生气，赋之以意义。今日戏说历史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像唐先生一般学贯古今中外，谈笑间不失宗旨、不失苦心、不失正大者，海内又有何人？

当不再听到诸如“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类梦呓，我们实无所遗憾。可是，当世间不再有唐公那支巨笔，写学海弄潮的胡适，写伶界称王的梅兰芳，写政坛争锋的袁世凯、顾维钧、李宗仁、毛泽东、张学良，我们怎能没有一点寂寥之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