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需要一个隐蔽的地点，这个地点或许是宇宙的“奇点”，或许是时空中的“虫洞”。一旦找到，那么，“创世纪”的那一刻来临了，或者，从“虫洞”中穿越到另外一个异想的平行的世界中去，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地点起初是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有着布尔乔亚气氛，一个少年画着自己的自画像，这种稍带自恋的勾勒正是画家身份的最初确立，虽然它的指向还不那么明晰。窗外是一片红色的世界，资产阶级在变卖自己的家产，或被充公，即便被驱赶住进杂乱的弄堂里，也依然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一种民国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传统的斯文扫地，而西洋的花花世界和洋玩艺仅仅是一种地下流通的、带有臆想成分的渴望。

这显然是个美少年，艺术家精心的描摹，使人联想到那卡索斯盯着湖水中自己的倒影——在一张未曾营养不良的脸上，嘴巴倔强地挺着，头发和服饰甚至使人看不出来种族与国别。苦难并未侵袭到画面上来，多年之后，《西藏组画》暴风骤雨般的“红色雕塑”画风则迥异（他一方面受苏联画法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内心却一直迷恋欧洲的精致圆润的美）。美少年可以享受宁静的烛光，以及私下里偷听到贝多芬或莫扎特的愉悦。

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近五十年来一直未变的是饱满与纤细两样事物能够叠加在一起，“我内心里住着一个女人”，他自己这样讲。他手上吸着烟，嘴上骂骂咧咧，但又会在电影院里、在四顾无人的漆黑的夜晚，任泪水打湿枕畔。如果翻捡他的那些迅疾、准确却又充满个人趣味（他总能打量出不一样的效果来）的速写，这大概有满满几箱子的笔记本，其中的笔意或者说笔法，始终是盘旋的、迂回的、曲意承欢的。他喜欢用曲线，这区别于生硬的、人工的直线。这与学院派的方法是多么不一样，在包豪斯风格一路影响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中，这个顽固的家伙，依然守旧般的在色彩、块面、光影和内心世界里旅行。有时他也叹息，用柏林的话来警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热忱”；更多时候则忘了教条，听从于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后天历练起来的“教养”。

而“跑江湖”（跑江湖的本意是到江西、湖南寻访禅宗大师）的智慧则起源于一种生存斗争，17岁到25岁间，他不得不去上海周边省份的农村插队，这是中国的1970年代——一个全民政治运动的时代就要轰然坍塌了，原教旨的左派路线在欧洲已经只是思潮中的余渍，伟大的国产领袖即将挥手自兹去，哪管人民眼泪滔天。

而在时代变局之前，一切都是殷红、匮乏、艰难的，自我的生存、前途与命运、诗意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与国歌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最后化成苏北乡村少女的浅浅的笑——当她出现在速写本上时，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就像15岁时临摹哈尔拉莫夫的作品《意大利女孩》所获得的那种印象——而到他55岁坐在北京明亮宽敞、布景如同欧洲某个别致房间的工作室时，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临摹维拉斯开支的小小《宫娥》女孩，获得的却是一种壮士暮年的心境。当他的寿眉长过了两寸时，面对他人惊异的目光，他笑称这让自己看起来像蟋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