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士”中，何多苓的精神气质最接近“隐士”。“我是个主动边缘者。”何多苓有时能感受到，有另一个自己在承担旁观者的角色。“在这个时代，能独善其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何多苓站在798领升艺术机构的过道里，出神地望着其中一幅近作，若有所思的样子。

再过二十天，他的个人展览“士者如斯”将会在上海美术馆举行。而现在是4月19日的下午，从北京返回成都的班机还有三个小时起飞，他在为展览准备的画册进行最后一次校色。

五十多幅作品虽然是杂乱地摆放在通道和房间里，但其透露出来的气息已经让人沉迷其中。如此集中的展示，在艺术家何多苓的个人历史上，也是十年来的首次。

何多苓最近的展览也已相距三年了,2008年，他在京展出过自己当时的新作。而在更长的时间内，何多苓表现得与绝大多数当代艺术家不一样，他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生活半径几乎只在西南一隅的成都。他的好朋友、摄影家肖全说：“何多苓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很重要的。他还生活在成都，这个城市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尽管何多苓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但没有人敢否认他这种孤绝样本的存在。在一次会议上，美术评论家范迪安高度评价了何多苓对架上艺术的贡献，认为他的技法和绘画主题的表达是突破性的，自成一家，有着特立独行的面貌。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则直言,在当代艺术市场上，何多苓的绘画价值是远远被低估的。何多苓本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他说：“如果我为了商业价值去绘画，那我的作品就会是另外一种呈现。”

何多苓的作品有着忧伤、朦胧、接近自然主义的人文气质,这让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子里有着大批的粉丝。当他出现在成都白夜酒吧或丽江某个小范围聚会上时，有时也会引来尖叫。诗人、建筑师和艺术爱好者们，都以认识他为荣。

从1980年以来，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艺术圈中的中心人物。这对别人而言，是梦寐以求的。而对于何多苓而言，只是顺其自然。

当他在1980年代初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时，便选择了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分配时，朋友和同学都忙着去主流中心城市工作，或是到国外去展出、拿大奖。而他只是静静地绘画，不去争抢吵闹。何多苓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还是：艺术。”

艺术家和时代的关系有时候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恰恰是与时代保持着若即若离,成就了何多苓。他的成名作《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等被视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作。时代的情绪被暗合和梳理了，作为一个桂冠式的艺术家，他为那个时代书写了“青春”的意象。

西方“垮掉的一代”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中国的艺术家。如今回想起来,与杜尚、梵高、毕加索、安迪沃霍相比，“垮掉的一代”与1980年代中国艺术群体的精神气质更为接近。诗歌、浪游、颓废而放纵心灵的生活，吸引了这一代的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

他们对体制有着天生的叛逆,对于安稳的日常生活抱有警惕，怀着一颗波希米亚的心，但却又有布尔乔亚式的情调。这是中国最早的波波族，欧阳江河、赵野、翟永明、何多苓、钟鸣、柏桦等诗人和艺术家，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另一类文艺生活方式。

在何多苓的绘画主题中,有一个永恒的女性形象便是诗人翟永明。他们俩的情谊至今仍是圈中津津乐道的传奇。爱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束，彼此间仍是亲密的友人。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如果细心地阅读何多苓三十多年的创作,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内核：青春的气息。你几乎无法从绘画中辨识出时间的流逝，以及这种流逝对创作者发生的影响。这像是一条恒定流淌的河流，上游和下游的水是不一样的，但水质又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