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1960、70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到，“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他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

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

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十五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渐于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身躯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法令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