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真正的贫苦农民曾经大胆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反映问题。1946年6月28日，四川省大足县佃农蒋泽乡等10人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国府立有土地一法，用维佃农生计，殊经颁行十年以来，毫未见诸实效。”“多数地主对于契约，不管定有期限与未定期限，任意揭退。”“租佃委员会者，纯希收租之人组织而成，以致国家善政，惠不及民，此非制度不善，实则人事不良所致。政府颁行一切法令，如对伊等稍有不利者，竟瞒上欺下，奸弊百出，以致普通佃农毫不知闻。”同年7月1日，四川大足县佃农张紫高等21人也具呈国防最高委员会，声称《土地法》十年前即已颁布，“无如地主势力浩大，竟视〈命〉令为弁髦，直至今日，未见实施”。呈文揭发，当地所谓“县租佃委员会”呈报省政府的“二五减租之办法，“对地主之利益早已安排妥当”，“真是德深一尺，弊深一丈”。可见，国民党颁布过的一些法令，用意虽或可嘉，但并未施行，或无实效，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改变了性质。大足县的这几十位农民虽然给国民党最高当局写了信，但却被束之高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走上中共所号召的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曾经颁布过一份《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于追缴。”第七条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第十一条规定：“依本办法征收之土地，由县政府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但变乱之前原佃耕人有优先承领权。”这里所说的“非法分配”，显指中共在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一概实行“田还原主”政策，强迫农民吐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则提出，将这一部分土地由县政府征收，“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这是很大的政策改变。其后，江苏省政府并以宝应、盐城、东台等四县为“土地政策”实验县。但是，很快就受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47年1月3日，江苏宝应县地主成锡侯等一批“还乡队”成员上书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缓办”，其理由为：一、“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业经于今年元旦公布，对于人民自由财产等权利，予以保障”，“乃宪法甫经颁布，政府即举办土地政策，不顾人民之利害，所谓保障人民财产之权利者何在？”二、“吾邑自共军盘踞四郊，已有三年”，“现在仍无田租之可收，更无动产之可用”，“对于苦难人民，不特不怜恤抚绥，并私人田产，而亦不令其自由处分”。

成锡侯等坚决反对国民党效法中共，呈文声称宝应等四县土地，“共军仅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改革，草草分配”，“似不应继续接办，尤而效之”。同月31日，东台县旅镇同乡会从报上得悉，当局规定：“凡业户有田在八十亩者即予收缴公有”，立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反对，声称：“吾东县城于胜利之后始为共军窃据，广大乡村虽多匪踪，但‘分租’‘分田’实行未久，地形既未变更，经界依然完整，地方一经规复，人民土地权利不难恢复原状，即分得土地之佃农，亦莫不自动归还原主，土地之无纠纷可见一斑。”电文为地主阶级诉苦称：“吾东有百亩以上之地主，为数甚罕，在共军占领期间，流亡异地，备尝艰辛，此种忠贞不二之气节，应表扬之不遑。及还乡伊始，田园未及整理，而实验之对象复以施行土地政策为主体，将使制造乱源者有所藉口，诚非善策。”经过地主们这么一叫唤，自然，所谓“土地政策”的“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