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玩了许多类似的花样，我们终于成功地让健身房会员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三百多人——但是，这是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阿伯特把健美称为亚文化中的亚文化。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为什么这项运动如此鲜为人知。我们觉得答案肯定是大多数健美者的思维方式；他们都是一些想藏身于肌肉下的隐士。因此他们秘密地在地下室搞训练，只有当肌肉长到让他们觉得心安的时候才出来露面。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大力士，像普鲁士人尤金·桑铎，常被誉为现代健美运动之父，还有阿罗伊·斯沃博达，但是那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了，从那之后再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人出现。当代健美运动员当中没有这种偶像人物，能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

慕尼黑的比赛就是让人郁闷的一例。它们不再像过去的力士比赛一样在酒馆里举行。反之，它们把场地设在健身房，里面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地板，随便摆几十张椅子，或者只有一个突兀舞台的会场。但这里是慕尼黑，充满人群、娱乐和生机的慕尼黑。唯一一个例外是“德国先生”的比赛，每年在伯格布洛克一个迎合工人口味的酒馆里举行。

阿伯特和我想把健美比赛打造得更高档一些。我们筹了一点钱，买下1968年“欧洲先生”大赛的主办权。接下来，我们见了施瓦宾格酒馆的老板，这是一个位于高档住宅区的优雅的老酒馆。我们问他，“我们能在这里举办健美比赛吗？”

这次不寻常的选址帮我们宣传了比赛，吸引了一千多位观众，去年只有几百位。当然，我们还邀请了很多媒体，确保记者知道他们在看什么，然后写好看的报道。

整个计划本来也许会泡汤。也许我们卖不出去那么多票，也许有人会拿着酒杯冲上台朝“欧洲先生”的脑袋砸过去引起一场骚乱。但结果是，观众席上充满了热情、歇斯底里的观众，旁边的人也悠然地喝着他们的小酒。这次大赛迸发出的活力开了德国健美界一代新风。

那年的“欧洲先生”大赛尤其对东欧的健身运动员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当时苏联正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8月21日，大赛开始前一个月，坦克开进去，摧毁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进行的民主改革。我们一听到消息就跟那边的健美运动员们取得联系，在边境将很多人接上了车。那年“欧洲先生”大赛上捷克的选手都很不错，因为他们想以此为借口逃难。他们中有的人从慕尼黑中转去了加拿大和美国。

我想，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去美国呢。我脑海中的一角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如在奥地利军队服役时，我发现他们把坦克手送去美国参加更高级的训练，便开始幻想自己穿着制服去美国。问题是美国的训练一结束我就得回奥地利，我还得继续待在军队里。

所以我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梦想：我最终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报，召唤我去美国。我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才是关键，因为既然雷格·帕克通过非凡的成就踏上了美国，我也要做非凡的事。我把他和史蒂夫·里维斯当作催我进步的榜样。像雷格一样，我起步得早——甚至比他还早，因为他在入伍前17岁的时候才起步，而我是15岁。20岁成为“环球先生”让我在健美界第一次名声大噪，因为我打破了雷格保持了很久的纪录——他在1951年23岁时成为“环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