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结束的倒数第二天，我终于找到了演戏的感觉。我们拍的是大力神和普莱基告别的伤感场景。我真的入戏了，正是演戏需要的那种状态。过后导演走过来对我说：“你的表演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是啊，感觉真奇怪，”我说，“在那一幕我真的找到了感觉。”

“你会成为好演员的。我觉得你以后会继续演戏，因为在我们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你真的学会了该怎么做。”

制片人之一问我能不能在演员表里把我的名字写成阿诺德·斯特朗——他说，没人会念“施瓦辛格”，这名字真滑稽，而且把阿诺德·斯特朗和阿诺德·斯丹一起写在海报上会很好玩。他们剪片子的时候，让另一个演员为我配了音，因为我的口音几乎没人听得懂。也许关于《大力神在纽约》最好的事是很多年里它都没在美国上映：制片公司破产了，电影没在影院放映，直接摆上录像带的架子。

即便如此，演大力神让我实现了一个想都没想到的梦。他们每周付我1000美元。最令人高兴的是，我给在家的父母寄了照片，写了信，“看到了吗？我跟你们说过一切会顺利。我到了美国，成了‘环球先生’，现在我还演电影了。”

我回到加州的时候心情很不错。乔·韦德承诺资助我一年，现在期限已到。但毫无疑问，他想让我留下。我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他也给了我更多机会上他的杂志，不管是写关于我的故事还是拍广告。他问我能不能拿录音机去采访别的健美者。我不用写故事，只要录下磁带，写手们会把这些内容编写成一系列的故事，带给读者独家报道。我要做的无非是跟其他健美者谈论他们的日常训练，饮食安排，维他命的摄取之类的事。他们会到我家来，弗朗科会做一桌意大利菜——当然，由乔埋单——配几加仑红酒。大家都放松后我才会把录音机拿出来。不知怎的我们没谈太多关于训练和营养的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了解你所有的女朋友。你跟男朋友出去过没有？你睡觉之前一般在床上做什么？”

我们第二天把磁带拿给乔听的时候，他一边听，眼睛越睁越大。“该死！该死！”他爆发了。“笨蛋！小丑！这堆东西通通用不上！”弗朗科和我大笑起来，保证再做一次采访。

我开始一个接一个给健美者采访录音。大部分的健美者没什么特别的观点或训练方法。但我发现乔的写手们能把一切化腐朽为神奇。于是做了几次后，我觉得没意思就不录，给乔的磁带变得越来越短。他会抱怨，但他真的很想要那些采访内容，我会无辜地说：“如果那些家伙没什么东西可说，我真的没法录。”最后录的两个采访一个5分钟，一个8分钟，乔终于把双手一摊。“算了算了，”他咕哝了一句，“把我的录音机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