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选委员会在《感动中国》推选过程中有两个功能：

第一，他们可以推荐他们认为感动的人。每一位推选委员都是在某个行业或某个区域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目光和判断常常让我们耳目一新。《读者》杂志的总编辑彭长城，几乎每年都会向我们推荐几位甘肃本土的候选人。《感动中国》2010年人物王万青就是彭长城推荐的。而这个人物，此前很少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没有彭长城的推动，全国观众不可能知道这个上海知青在甘肃近50年的行医经历。

第二，《感动中国》节目组会把整理好的候选人，寄给他们，请他们帮忙判断，哪些人更适合《感动中国》的标准。如果推选委员不在媒体工作，往往很难期待他们主动推荐候选人，节目组非常理解这一点。因为节目组是以专业媒体人的身份，花专门的时间在做感动人物评选活动，而这些推选委员有自己的职务和大量的工作，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每天这么专注地来做这件事。

推选委员回复给节目组的推荐词是特别受重视的。

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推选委员以自己的阅历和智慧对候选人的判断和把握。这是一个特别的角度，也是朱波对记者所说“评选过程充满了人为因素”中的“人为因素”。每个人的职业、性格和经历都不一样，他们判断这些人物的角度交织起来，会为节目组提供很多启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梁建增常常提醒朱波：应该站在国家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也不要仅仅只是一个媒体，因为我们做的是“感动”节目。

而这些推选委员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担忧。完全站在一个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是难免偏颇的，无论是追求新奇、追求时效还是追求感人，这种对传播效果的热衷，是融在传媒人骨子里的，很难摆脱。而这些专家学者和在某些领域有特别造诣的人，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解读，会给《感动中国》节目组带来很多启发。

推选委员阎肃老师是给节目组印象最深的老人家。有一次，推选委员回复期限已经接近，但阎肃的材料被快递员退回来，上写：地址变更。节目组按去年的电话打过去，发现那里已经不是阎肃老师家了，对方显然备受换号之后的骚扰，强调这里不是阎肃老师的家，他是新换的号码。等节目组辗转找到阎肃老师电话的时候，阎肃老师非常生气：“我每年对你们《感动中国》非常重视，一个要感动中国的节目组怎么能这么没有效率呢？你们没有按时寄资料过来，我非常被动！你们留给我的时间很短。”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负责联络的志愿者是一个小女生，吓坏了，觉得惹恼了大人物。节目组的策划人也觉得非常抱歉，问清了情况，再次打电话过去赔礼道歉。没想到这次阎肃老师非常和蔼。他笑呵呵地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等这份材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难免就不高兴。不过，你们别在意，我是老人家，倚老卖老，警告你们一下也是应该的。你们现在寄过来，我这两天就写，赶得及的。”

志愿者小女生怕快递出问题，按照新的地址坐地铁几次换乘，送到阎肃老师家。几天之后，一个开军车的年轻士兵找到了节目组所在的南院，送来了阎肃老师的评语。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看。每年，阎肃老师的评语都非常精彩。因为文艺创作的缘故，阎肃老师的评语常常和别人不同，写给每个人的评价，会依照人的事迹和经历呈献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