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周以前中国的各个部族，我们已经很难了解了，只有一些神秘的图腾提醒着我们的回忆。

春秋到战国，从部族为主的兼并（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认为春秋时灭国六十，大部分仍是以夷灭夏，或以夏灭夷）到诸夏内部甚至同姬姓封国的相兼并，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政治形态等复杂因素所构成的战国七雄。这在长期兼并战争中所形成的最后划分，基本上构成了以后中国范围内几个各具特色的地方力量。

学术思想以战国时的地方来分派已经有先例。工艺方面，要逐渐借助于出土的数据，划定每一区域中特殊的风格，也将是战国这一段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以目前的数据，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秦与楚的工艺风格十分对立。

楚器中多木器，许多的容器和人俑都是木制，特别是木制的漆器，更是楚文化的典范。顾颉刚认为：“楚之古文为，可见他们是在林中建国。”也许恰好可以说明战国时代地方色彩的工艺与地方自然环境的关系，楚的多木，也恰恰使他们发展了木制工艺。

楚国的工艺造型，一般来说，倾向于抽象的变化，线条刻意夸张，造成飞动轻盈的效果。漆器的彩绘以黑红二色为主，造成强烈对比，常常是在黑底上施以鲜红的云纹勾连，流动与速度的感觉特别强烈。有人认为这种地方色彩的楚式云纹逐渐影响了中原各地，成为统一的格式。（见袁德星《中华历史文物》上册）

我们在北方黄淮平原一带看到的工艺风格，有些则完全与楚不同，强调的是朴拙厚重的造型，特别在人像艺术上。河南一带出土的几件，多半为铜制，形象上与楚的纤细流丽相反。

近年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王国的器物，则呈现复杂的面貌，一方面有朴拙的巨大山形戟器，充满厚重权威之感，另一方面，黑陶鸭尊，那种大腹便便的姿态，完全是卡通人的幽默。最有趣的是，同时出土的又有像十五连盏烛台那样精巧细致使人赞叹的作品。夹在燕和赵之间，中山国虽然是白狄族建立的国家，却似乎呈现中央平原各种文化交相汇集的特色，各种地方工艺的风格都在这里发生了影响。

地处西北的秦是以绝对严格的写实主义做他们工艺风格的基础的。秦地出土的犀尊（陕西兴平），那种对动物体态忠实的描摹，包括细部肌肉筋骨折皱的刻画，大概是上古中国写实雕塑的典型了。

近年秦始皇陵的挖掘更证明了秦地工艺风格的特色。大量战士俑与马匹的出土，不但用模范做出了面目写实的战士，而且连细部的发式也以手工做出，这种写实的严格，在战国的其他地区还看不到可以相比拟的。

我们可以推测，战国前后，各地区争生存的方式，已经从原始的自然形式逐步提高到政治形态。一个地方侯国，为了争霸，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文化上整体的配合，工艺便在这种情况下纳入了全面图强争霸的系统。我们因此也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工艺地方色彩，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地方色彩，更蕴含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人文上的主观意图。举例来看，秦的写实风格是法家政治下一定的产物；楚的浪漫、激情，与《楚辞》中的章句如出一辙。这样说来，美学思想，一方面逐步从过去的各部族工艺形式中归纳完成，另一方面，也以强大的主导姿态，回过头来指导艺术的发展。因此，在战国前后，随着工艺美术的百家争鸣，中国最初的美学思想也一起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