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伊索寓言直接影响了其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寓言创作，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家是费德鲁斯（Phaedrus）和巴布里乌斯（Babrius）。费德鲁斯是公元前1世纪人，在罗马长大，并且受到较好的教育。他初为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家奴，后来被释放，写作寓言。费德鲁斯在其寓言集第1卷开篇时说：

寓言创造者伊索发现了这些材料，

我用六音步格律把它们琢磨润色。

费德鲁斯在这里直接说明他的寓言创作与伊索寓言的关系。费德鲁斯称自己的寓言为“伊索式寓言”，现传费德鲁斯寓言集含寓言130多则，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寓言故事取材于伊索寓言，在前1、2卷中比例尤大。这清楚地表明了伊索寓言对费德鲁斯的寓言创作的影响。巴布里乌斯生活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到公元2世纪前半期。他可能是一位罗马人，但生活在帝国东部，用希腊语写作。巴布里乌斯的寓言未能完全传世，现传巴布里乌斯寓言140多则，合为两卷。这些寓言约有三分之二取材于伊索寓言，可见巴布里乌斯的寓言创作与伊索寓言的关系比费德鲁斯的更紧密。在费德鲁斯和巴布里乌斯之后，伊索寓言继续得到继承，或成为修辞学家们进行演说练习的题目，或成为人们日常进行寓言改作的对象。中世纪以后，伊索寓言影响到后代欧洲的寓言创作，如法国的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德国的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和俄国的克雷洛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1769—1844）等，都明显受到他 的影响。

伊索寓言也很早就传入我国。根据现有史料，伊索寓言是在明朝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潮流首先传入我国的西方著作之一。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是第一个来我国的西方传教士。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后来到北京定居。他在中国生活期间著译甚丰，其中《畸人十篇》（1608）中便介绍和称引过伊索寓言。他介绍伊索时称伊索是“上古明士”，并说伊索当时名气很大，“其门下弟子以千计”。他在这部著作中称引了伊索寓言《肚胀的狐狸》、《狮子和狐狸》、《马和驴》、《驴和马》等。在利玛窦之后，又有传教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对伊索寓言作过介绍。庞迪我是利玛窦在北京时的助手，著《七克大全》（1614），在其中称引过《大鸦和狐狸》、《兔子和青蛙》、《狮子、狼和狐狸》等寓言。

我国第一个伊索寓言译本名《况义》。该译本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口授，我国天主教士张赓笔录，印行于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译本正文寓言22则，附录寓言16则，共38则。纵观其内容，广泛流传的《大鸦和狐狸》、《衔肉的狗》、《狮子、狼和狐狸》、《田鼠􀢅和家鼠》、《两只青蛙》、《青蛙和老鼠》、《乌龟和老鹰》、《北风和太阳》、《寡妇和母鸡》、《驮盐的驴》等皆见于其中。以上寓言的情节有时与现今流传的《伊索寓言》不尽相合，这是由于译本源于转述，而且重在达意的缘故。

我国第一个从英文转译的伊索寓言译本出版于1840年，标题为《意拾喻言》，英文标题是ESOP’S FABLES，注称“由博学的蒙昧先生用中文撰写，再经他们的门生懒惰生编成现在的形式”。《意拾喻言》含寓言82则，称译文为“意译”或“逐字直译”，译文中包含许多纯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反映了当时的翻译风格。此后又不断有各种形式的译本或译述本出版，促进了伊索寓言在我国的流传。近年来，伊索寓言在我国继续保持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受到许多译著者和出版者的注意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