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时如何学习走路，无论如何也忆记不起了。想家乡的老宅里，即便还有我的脚印，过去了几十年的岁月，也该有了无法启封的尘埃。就是长至六七岁，除了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其余在我的身上还发生了什么，也已经忆记不起了。不消说，我原是一个异常迟钝的人。

然我发表过的第一篇小说，想这一生将不会轻易地忘记。这不仅因为我那时已经20周岁，记忆力健好，还因为我是班长，我不得不用人生的第一笔8元的稿费请了一次客，使我有了许多天的伤感。发表第一篇小说是我入伍的第一年，距今已经20年了。20年的光阴，做成了一些事情，比如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东调西挪，终于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然有家了，搬来搬去，却搬丢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因此，我常常觉得对不起我20岁前的那一段艰辛。

那时候，我在家乡的土地上读书和劳作，并不懂得什么叫做小说和文学。不会忘记的是，在我10岁前后，大姐和哥读着中学，父亲常为粮食不够吃备觉困苦，母亲又常常觉得，买一斤食盐，三朝五日也就用完了，买一瓶煤油，也是转眼之间，便瓶干油尽。于是，母亲便要决然做到，一家人上床睡觉时必须熄灯。可是大姐偏不，她一定要夜间看书。母亲三令五申，她把灯吹了，可待母亲睡后，她又将灯给点着。这样的事情不是三次五次，母亲曾为一灯煤油，不止一次地大骂于她，然事情依旧那个样儿。我对大姐深怀不解，灯油那么贵重，为什么不听母亲的喝令？难道那些书不看就不行？我悄悄走进大姐的房间，拿走了大姐床头的那本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正吻合着我的那个年龄。我开始看小说了，竟也看得同大姐一样如醉如痴。书库就是大姐的床头：《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还有那个年代能够看到的《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红日》、《红岩》、《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第一次读的外国小说是一本名为“水上的磨房”什么的，未及读完，放在门口去灶房舀饭，出来书便没了。大姐说找不回那本书，日后再也别想借她一本。幸亏三天之后，从猪窝找到了那本书，是我家的母猪垫窝生崽时，将“磨房”扯到窝里撕了。

什么动因使我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并拿起笔来，实在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写出来也许要比那发过的第一篇小说长出许多，简言之，也就一句：肚子饿时，想永远的有一碗饭吃，便试着写起了小说。这一试，在新兵连就有人知道我会“写”了，于是在分兵时候，也就有人对我争抢。最后，我被一位曾是军党委的秘书、写得一笔好字、能填各类古词——大约是政治的原因不得不屈身做了营教导员的张英培老师挑走了。张英培老师是我在文学上遇到的第一个好人，1979年4月，原武汉军区文化部在信阳柳林的军用仓库举办笔会，他介绍我参加了，这次笔会共三十余人，唯我是头年入伍的新兵。在这次笔会上，我写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心翼翼地拿给当时的军区文化部文艺科长驼峰老师，竟得到了几句真诚的赞扬，说带回去推荐。尽管那篇小说没有发表，却使我隐隐觉得自己体内是有一点写作力量的。笔会以后，当时已经发了不少小说的军区文化部龚知敏干事，郑重地交代我一句，说以后写小说，可以寄给他看看。

于是，那年的下半年，我又写了一篇小说，不足四千字，寄给了龚干事。十天以后，记得是一个上午，太阳又热又燥，我正在操场上训练，通信员让我跑步回去，说有长途电话。问哪来的，答曰军区文化部，我便知道是关于那篇小说的事情，便怀着等待判决的心情，哆嗦着手，到营部拿起了耳机，不料听到的却是：小阎吗？小说我看了，很不错，我已经转给《战斗报》文艺副刊的刘晓林编辑，他也说不错，答应用，而且发头题。

放下惊喜的电话，便是日后煎熬的等待。每到了一周一次的《战斗报》副刊版，我总慌慌地拿起报纸，又不敢让人瞧见是去找自己的文章。这次等待，耗掉了我很大的文学热情，直等得自己筋疲力尽，各连的日历都又换了新厚的一叠，我也似乎忘了我有一篇文章要发表。可忽然一天，全连在开班务会时候，有个兵手摇报纸跑进来，唤说：“阎班长，你的小说发表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几千字，发在原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副刊，名为《天麻的故事》。如今，很多人都不叫我小阎了，这个时候，来扫去记忆的封尘，让陈旧记忆露出它的新色，我有些羞于向人去说这篇小说写了什么、如何去写，尽管部队曾有许多战士，将它一字不漏地抄在笔记本上。然而，使我不能忘记的，却是与这篇小说有关的张英培、龚知敏、刘晓林三位帮我迈出文学第一步的老师。现在，他们可能都已脱下军装，可我却极想有机会见到他们，真诚地向他们躬身致礼，如我的儿子走进教室一样，说一声——老师好！

记忆在，想机会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