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仰仗土地的文化(2)

写作最难是糊涂 作者:阎连科


土地文化的宽泛是我们(我自己)无力用文字辖制和界定的,但毫无疑问,那些真正从土地的历史中产生的观念、意识、血缘、宗法、制度、风俗、道德,以及特有的政治形式、斗争形式、生存形式,和纯属某一块土地上的音乐、绘画、文字、诗、戏剧、神话、传说等文化范畴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土地文化的主干。因为我们从那些仰仗土地文化写作的大家名作中看到,字里行间所弥漫的正是这些。读他们的作品,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人物命运,甚至根本不是人物命运,而是那些作为人物命运底垫的弥漫着的一种来自于土地深处的雄厚文化基因,而是那些如汪洋大水一样冲决、淹没了故事的土地文化的雾霭。这样弥漫、四溢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土地文化的雾霭,看得见,却难以捕捉。我们有时用宗法制度、封建伦理、欲望诉求、人情风俗、道德观念、历史因袭等思维向度去试图规定它们,我们以为纲举目张一样抓住了要害,可那挂一漏万的深深遗憾,何尝不是这些要害处深藏着的雄厚弥漫的底垫呢?这情景恰同我们能把握一条船在河面上游动,却不能把握河面以下的漩流一样。那些好作品中乡土文化的潜流,才是真正的生命。船的航道,只是潜流托起的表征而已。

不消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探测乡土文化潜流的好作品。我们不能设想鲁迅小说的背后倘若没有他对故土的深恋和大恨大爱,《阿Q正传》会是什么样子;不能设想沈从文如若没有湘西土地文化引起的心灵悸动,《边城》会是什么样子;不能设想老舍如果没有对北平的热爱,《四世同堂》会否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不能设想萧红没有对东北土地的文化忧患,《呼兰河传》和《生死场》还能否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月乡村的愁苦中去。我想,这些大家、名家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如当初一样年轻、灵动,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土地文化是他们小说可闻、可见、可触摸的潜流,是他们小说文字与文字之间相连的黏稠的雾霭,而不是一般的展览和外在的绘状。土地文化塑造了魂魄,血液里才能淌出诗情。土地文化只有被作家心灵化以后,才具有生命,具有活力。只有心灵中的故土和文化,才能使作品有弥漫的雾气,才能使作品持久地有一种沉甸甸、湿漉漉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打开书页,仿佛在光秃秃的严冬中摘到了几片冬青树的厚叶一样。国外的大家如此,国内的大家如此,就是如今文坛上我们尊敬的前辈、同辈的作家和作品亦如此。

小说中所笼罩的土地文化,不是成熟后被作家收割的稼禾,而是作家面对那块土地、面对即将消亡的那块土地上呈现和隐藏的文化,心灵上的震颤和苦痛。如果马尔克斯不了解那块生养于兹的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文化,《百年孤独》何以撼动人心呢?为什么鲁迅对土地文化所呈现的心态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呢?为什么沈从文的作品是伤感的吟唱呢?为什么老舍对土地文化是迷恋的描绘,而萧红投向故土文化时却是一种独一无二、童真而又忧郁的目光呢?这种差异,也许正是土地文化的各种心灵化的不同过程,展示了这样一批仰仗土地文化或较多地仰仗土地文化写作的作家的个性。他们的作品在形式上不同,如马尔克斯大别于福克纳,《边城》大别于《阿Q正传》,萧红在这一点上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作家。而我们今天,同一地域、仰仗同一土地文化写作的作家,他们所自然呈现给我们的不同的艺术个性,也许就是因了相同的土地文化经过了不同心灵的过滤的结果。不同的心灵,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也许我这样的说法,纯属一种主观臆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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