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我是你的妈妈呀，是妈妈……”她轻声细语地哄我，生怕大声会吓着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她继续给我讲：

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您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觉，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他承认：“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你们都是一些美女……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都是阴阳两性人……”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远忘不掉……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和笑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我们筋疲力尽，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几乎是弹尽粮绝，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我的搭档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原来他们也发现了它。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么远的距离，冲锋枪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现在就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我想都来不及细想，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下来，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也许是幻觉，但我感觉到了。

事后我才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而我却把它杀了，要拿它来熬汤！可是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女娃。

“你怎么啦？”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