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在精神颓靡的氛围中，每个人都不免受到悲情主义的诱惑。我们多么渴望一种明确的精神力量，让我们能超越私人的小小的喜悦哀愁，能从所谓“软绵绵的幸福”中升华起来，抵达崇高，这会是多么美好的体验！悲情的呐喊是诱人的，但也可能为此牺牲了智性的清明，并导致自诩崇高的道德审判。对于摩罗的作品，需要慎思的不是他自称无辜的“情感表达”，而是他基于情感的化约性的历史政治论述，那种可能以“认知错乱”为代价的“良知呼喊”。特别是因为，这种无可抑制的悲情呐喊，以诗歌和宣言的方式来论述历史与政治，正在成为当下一种越来越流行的魅惑话语。

摩罗的呐喊经得起认知的检验吗？他的“殖民与反殖民”的宏大叙事似乎自足地解释了历史进程，但从来没有严肃处理与此交错纠缠的其他历史脉络（比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历史”）。他大声疾呼，中国以及任何民族都没有所谓“劣根性”，这当然极为正确，也完全符合西方流行了50年的“政治正确”观念（当然这是摩罗独自的洞见，而不是“以西方马首是瞻”）。但他又说，“中国真是一个可敬重的、比较善良的、有理性的民族。西方人殖民时期做的那些事简直和魔鬼没什么两样”。那么，劣根性的框架被倒转过来吗？西方人的野蛮殖民是来自某种不太善良、不太理性、魔鬼般的劣根性吗？而野蛮的西方又何以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批判殖民主义的理论？（摩罗只援用了其中的极小部分，当然也不会有“洋奴”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最“自力更生”、最悲情地“反崇洋媚外”的时期，我们没有实现当下崛起的趋势？而正在崛起的今天又何以冒出来这么多软骨头的“洋奴”？这是由于“洋奴们”卑贱的劣根性吗？摩罗先生似乎没法说清他的故事。我毫不怀疑他的良知、真诚以及智慧的潜力，但他对纯净叙述的无限渴望阻止了他。他必须构造出一个“西方”与“中国”以及“站立者”与“跪拜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两者都必须是同质化的总体概念，由此才能发出悲情的呐喊。于是，也就不用指望他能处理西方与中国之间互相生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内部的多样复杂关系。以“认知错乱”为代价的“良知呼唤”或许仍然有自我鼓励的价值，但这与心智成熟的“觉醒”无关。就此而言，批判鲁迅的摩罗远未企及鲁迅的精神高度。他们或许都经历过尼采揭示的虚无绝境。鲁迅承担着“彷徨”、“苦闷”和“绝望”，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真正勇士。因为他深知尼采所说的“真相”——没有那么一个纯粹的崇高客体可以依附，并坦然接受了尼采的挑战——“能承受多少真相，是一个人精神强度的检测”。而在迷失中虚弱的摩罗们必须一次次地去拥抱“大写的”虚幻概念才得以安身立命，否则他们的信仰无处寄托，他们的悲情无可呐喊。但依傍“大概念”的价值委身怕是“站不起来”的，因为明白“如何坚持”与“坚持什么”同等重要。至于历史和政治，严肃的争论从来就不是“中国要不要站起来”，而是“中国如何才能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