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价值论，更有争议的一个例子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地传统中曾有“殉夫陪葬”（Sati）的风俗——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将寡妇烧死陪葬。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意欲废除这一传统风俗，遭到地方首领代表的反对。时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纳皮尔爵士做如是回答：“你们说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好吧，我们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那么我们就会在他们的脖子上拴上绳子，然后把他们吊起来。搭起你们的火葬柴堆吧。但在柴堆的旁边，我的木匠会搭一个绞架。你们可以遵循你们的风俗，然后我们将遵循我们的风俗。”（见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p. 193）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文化多元主义”是故作姿态的，其背后有一种征服者的盛气凌人。他用英国的特殊价值“暴力性地”征服了印度地方的特殊价值。但这种解读，即便正确，也没有穷尽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禁不住要发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对的吗？废除这个风俗是错的吗？可以因为印度是一种特殊的异邦文化而不问这种风俗的是非对错吗？况且，听到地方首领们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的时候，是否应当问一问这个“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们是不是也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

同样，有些人主张“过滤敏感词”是“我们的”特殊价值，也许他们在内心深处真诚地热爱“言论被审查”的体验与意义。但请不要将自己的独特爱好强加给没有这种爱好的人们，更不要以此来代表“我们的价值”。因为基本的言论自由是言论责任的基础，也是寻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否则连对普世与特殊的价值争论反思也不可能）。这是许多人珍视言论自由之价值的根本原因，它关系到普世的是非对错标准，而不是所谓出自“西方”。而“一切都要与西方相左”如同“一切都要以西方为准”，都是依附盲从，而与独立自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