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许多年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到上海访问，笔者曾当面向他求教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未曾想到，这位杜威思想最重要的传人竟然回答说“那是一场灾难”（disaster）。他解释说，杜威的思想被滥用了。杜威对“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是有所保留的，而现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正走向极端的“学生中心主义”。结果，尊重个性变成了只能表扬不许批评，倡导自由变成了放弃标准，“快乐教育”变成了放任享乐主义，美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上海学生2010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阅读、科学和数学全部三项测评中都位居榜首，遥遥领先于美国学生。而虎妈妈的“家法”触痛了美国快乐教育的脆弱之处：如果你要把一切都变成即刻可以兑现的快乐，那么很可能陷入更深重的空虚、无聊和软弱。更持久和深刻的快乐往往是艰苦付出之后的成就。

对比中美教育的主流倾向，或许应验了“过犹不及”这条中国的古训。“命令与尊重”、“严管与自由”、“刻苦与快乐”等等关系是辩证的，而合理的平衡总是要针对现实的状况。就此而言，“中国妈妈”的“专制”家法对于太过自由放任的美国或许是对症的“良药”，有矫枉过正之效。但不要忘了，她是一位美国的“华裔妈妈”，那“战歌”是唱给美国人听的。而在应试教育已经处于暴政地位的中国，若要套用虎妈妈的秘诀药方，可能无异于自服“毒药”。

现行的所谓“中式教育”有其明显的褊狭和局限。目标永远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方法是直奔主题的反复操练。我们似乎只记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劝导，却完全忘记了还有“功夫在诗外”的告诫。于是，中国学生擅长于所有目标单一的竞赛，却在思想表达和交流、团队合作以及领导力等方面居于弱势，更不用说对创造发明尤为重要的奇思异想气质与自由奔放精神。对此，杨振宁和钱学森都有过敏锐的批评观察。那么，即便成功可以用竞赛的输赢来定义，喜欢“赢在起跑线上”的中国孩子，未必能赢在终点。

况且，教育还关乎人格培养与社会理想。如果“成功”只是遵从金钱和权力的标准，如果“吃得苦中苦”只是为了“做得人上人”，如果“失败”就意味尊严扫地、人生毫无意义，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天堂和“失败者”的地狱，我们的感情大概除了“鄙视”就剩下“羡慕嫉妒恨”了。一个加拿大的华裔孩子到中国过暑假，多次听到人们兴奋地赞叹重点学校高强度的“魔鬼式训练”，他弱弱地问道：“那训练出来会不会变成‘魔鬼’啊？”让人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