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集体生活之民主观念”？这是政治生活的一种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以集体自决（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的方式来塑造公共生活的形式与方向，参与决定重要的制度和政策，这包括对公权的监督与约束。但长久以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主流民主观念偏重防范政治精英的权力滥用，而疏于警惕经济精英的权力。因为经济被看作一个应当由市场逻辑主导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竞争”领域，经济权力也就被视为免于民主监督的“私权”。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揭示了这种“私权”可能造成的公共危害。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就指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都可能驱使人们冒险逃避规则的制约，导致腐败。西方目前公共生活最严重的腐败不是来自政治领域，而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因为公众对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觉，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机制不断地与政治违规行为斗争，宪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恶性的政治腐败。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行为没有受到类似的制约。最近几十年以来，经济精英的傲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当然会导致极度的腐败。

的确，金融资本的运作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管，其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也为操纵与欺诈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切都背离了“市场的理想状态”。而在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寡头并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独自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权力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

因此，公众完全有正当的理由来要求对所谓“私权”的运作（以及“私权”对“公权”的渗透）进行民主干预。如果现有的规章政策无法有效地实施这种干预，抗议运动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正是“占领华尔街”的主旨之一。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联姻已经结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谈论“美国今天的民主革命”就并非不可思议：以民主的力量来抵抗恶性资本主义的反民主力量。然而，无论这场革命如何声势浩大，也并不是对自由民主体制的根本颠覆，而是在这个体制框架内并依据其政治理想的“继续革命”。这同时表明，投票选举之类的“程序运作”并不是美国民主的全部，生机勃勃的公民运动从来就是其民主实践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从早年的工人运动到后来的民权运动，直到今天针对金融寡头的抗议，一脉相承地扩展了政治集体自决的领域。而这场抗议运动是否能像以往一样在法律与政策层面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仅取决于公民的行动意志，也取决于政治精英对更为激进之民主诉求的判断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