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   

1964年，曾有一个踌躇满志的列侬；1967年，曾有一个迷幻的列侬；1969年，曾有一个长发的列侬；1970年，则是如此刚猛的列侬。

这一年的列侬手中只有一个武器：“摇滚乐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基于这样简单的观念，列侬向一切他认为虚假的东西发起了猛攻。在这些进攻中，当然免不了抖搂些摇滚乐背后的秘闻，列侬粉碎了总是兴高采烈、清纯可爱的年轻Beatles形象，他描述乐队早在利物浦的俱乐部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药——“我总是需要药才能生存”。而真正要命和有趣的是，列侬把Beatles判定为艺术冒牌货——“我们无非是一个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仅此而已”；“我的技术不怎么样”；“我弹得很烂”；“我也不喜欢多数Beatles的歌”；在英国各地巡演之前“我们的音乐就已经死了”；“我们杀死自己，换取后来的成功”；“Beatles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混蛋”；对由Beatles和摇滚乐带来的革命，他的结论是“梦已经做完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如今我已经30岁，而一大堆人留了长头发，如此而已”……

尽管连《佩柏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 s Lonely Heart Club Band)这样的旷世杰作都曾被评论家们无情嘲弄，但是，有谁曾用如此无情的言语讽刺过被许多人视同生命的最大的摇滚神话？

不仅如此，他同样打破别的神话——迪伦的新专辑“是一堆狗屎”；米克·贾格尔“是个笑话”；激进嬉皮士“让我恶心透了”；大众闲得没事干才会去用神秘主义解读Beatles或是《圣经》“密码”；对“知识分子”（甚至洋子的知识分子气）、“精英”、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挖苦更是随处可见。

同许多人印象中和蔼、幽默、说话轻声细语的列侬相比，这个列侬是一个爱说三道四、怀恨在心和放纵任性的人，原因十分直接：

1968—1970年是他和洋子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在政治和艺术上的探索和求新之举被保守的传媒和批评家们抨击；他在进行”原生呐喊“治疗；洋子刚刚流产……所有这些，奠定了这个访谈的基调。

这时候的列侬是一个内心充满痛楚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楚，就来自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对小野洋子的态度，他认为他们“瞧不起她”、“羞辱她”。他对保罗利用乐队解散事件去推销唱片也备感愤怒。于是他披露了乐队解散的真实情形，与保罗公之于众的大相径庭；于是他放言”保罗的东西是垃圾“；于是想斩断他与Beatles的任何关系；于是他对以往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大放厥词，似乎是想树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或者说，是想从公众和历史强加给他的重负之中获得自由。那个乐观、幽默的列侬如此强烈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这绝不表明列侬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从表面上看，列侬从Beatles解散中所受的感情伤害远远没有保罗他们大，但是当他总是说他不记得Beatles以前的事的细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伤痕。有时候，你依然看得出来他对Beatles的感情，比如，他觉得自己可以批评乐队，但还轮不到米克·贾格尔。  

但是，这个列侬依然对自己也一样残酷，他不止一次拒绝扬·温纳的恭维，拒绝任何光环，甚至在洋子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也拒绝她的遮掩，比如他说：“操纵就是操纵，不用逃避。”

所以，当小野洋子说“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她说得过分。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日渐被故意拔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人血脉贲张。而要了解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汹涌内心，要了解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刻意进取、先行认清时代真相、不惜抛弃一切名利的巨大勇气，这本书绝对必不可少。

当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要加以留心，其中也必然有假话，比如，列侬说1962年以后他同保罗就很少再合写歌曲，就显然是故意抵赖事实。在另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可与本书媲美的长篇访谈All We Are Saying（即《花花公子》访谈）中，列侬曾经对此作了修正：“是的，我撒谎了，我们是看着对方的鼻子写了大多数歌。”他甚至坦承，《滚石》访谈中的谎言根本就是为了永远摧毁Beatles神话的手段。

在All We Are Saying访谈中，列侬更多谈及了个人生活、与洋子的关系，谈他从一个瘾君子变成一个居家男人，谈他的哲学，谈他后来的每一首作品，自然，他也再次谈到与乐队的分裂。他强调他们很伟大，但已经成为过去。他对自己与Beatles的关系作了更宽容、平和的描述。那是10年后又一次巨变的列侬，同这一个相比，他睿智、平和、温柔的一面表露无疑。

就在All We Are Saying访谈在杂志上发表的前后，列侬遇刺身亡。这两部长篇访谈，也就成了世人公认的最能深刻反映列侬当时所思所想的长文。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所谈及的具体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根本不愿意被供奉为神的人最不设防的内心。

温纳创办《滚石》杂志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和列侬碰面；而《滚石》创刊号的封面，也是列侬的照片。刊有列侬这篇访谈的那两期《滚石》，也是杂志最早卖断的两本。虽然两个人的友谊因为是否出版这书而出现裂痕，但当列侬被刺杀的时候，温纳如丧考妣的表现和那封出现在杂志中的哀痛信件，对两人的关系做了最好的说明。

在这篇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4岁却无所畏惧的天才记者和一个30岁的天才媒体操控专家的角力，比如温纳一直想把问题拉回Beatles，但显然列侬更有兴趣谈论现在、谈他如何被改变、谈他现在生活的环境、谈他会如何前进。对他来说，离开Beatles无非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

无论从记者的角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这都是一部可以进入教科书的访谈。当然，真正重要的是，即使在列侬最愤怒的时刻，你也能读出他对洋子充满谢意，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以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今读起来让人神伤：被问及对“当我64岁”的想像时，列侬以为他还有机会老来同洋子在爱尔兰的海边翻看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

我不禁回想1980年12月，几个十几岁的小子在四川大学的木床上收听美国之音，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叫列侬的歌手被人刺杀。还要过很多年，我才会懂得这个拗口的名字，对喜欢摇滚的人意味着什么。

★ 本文摘自《列侬回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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