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兵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此处陕军陈树藩部已入陕）林黄胄参谋（也是保定军校同学），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病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被包围之势一成，我军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了，便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车到了八十七师司令部。它在江湾叶家花园。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带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纹罢了。

其实，父亲遭受到的危险当然是远不止这些了。在警卫队的时候，他有一次站在山头上侦查敌情，山下是条小河，河对面就是敌人。他正在拿着望远镜瞭望的时候，对面的敌人发现了他，枪弹连续地打了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从他身后的卫士和传令兵身上穿过，一个从脑袋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父亲并未中弹。

父亲作战勇敢的名声逐渐就起来了。

他很快从队长升为连长、营长。他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带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们的空档里睡。

他自己也说：“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士兵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②

就是在父亲所说的第三次大难不死那回。他被缴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罗天骨的一封来信，随后就入川去了吕汉群的第五师，被任命为少校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