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淞沪“一·二八”停战协定签字之后，日本侵略我国之心不死，仍到处挑衅。父亲说，早在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父亲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因为这个工作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父亲先是从中央军校选调一批干部设置机密的高级教官室，而高级教官室实际是个司令部，父亲很兴奋地说：“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是孕育伟大的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高级教官室原来设在中央军校内部，后来搬到苏州狮子林，继而搬到留园。父亲派人到淞沪、苏福线等处侦察地形、测绘地图，然后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且开始构筑小炮、机关枪等据点工事。在上海，为了防止构筑工事被发现，不得不通过各种伪装手段来进行。

父亲选了苏州的留园作为办事处，为了保守秘密称之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组织了一批高级参谋人员住在里面做秘密作战的准备和部署。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2 年1 月至3 月。

②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③ 张素我著，《幽草晚晴集》，未公开出版，第302页。

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以至后来，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关于“长沙大火”的笔战。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这个委员会内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