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是一个初冬，北京冷，冷到心寒。我坐了三天两夜火车，从南方来北京申请去英国的签证。朋友家是红星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一半姐住，一半他和母亲住。其父是诗人，介绍我们认识。朋友知晓我去英国一事，来信欢迎住他家里。

那个清晨，我背着包，手提一篓橘子和家里一小泡菜坛。朋友交代我住西厢房，就去上班。屋里没暖气，有张电热毯，我缩在床上休息，马上睡着了。

醒来，太阳已过头。出来一看，我的橘子，掉了一个在门前。红红的，摸在手里，透着冰冷。

院门开了，伯母提着菜进来。她的眉眼端正，身材高挑，走路时腰很直，很高贵。不难想象，年轻时有多美，多吸引人。我把泡菜坛和橘子送给她，她笑了笑，说老罐子泡菜味好。

朋友晚上回来，伯母饭菜已备好，有肉片，还有菜花，放了干虾仁儿。剩下的菜汤，第二天中午做面条，当调料，可口极了。

伯母与丈夫离婚，一人带着几个孩子，非常辛苦。有一儿子“文革”时因为对现世绝望，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我与她说话很谨慎。她要去参加一个老同事聚会，来不及去剪头发。我说我可剪，如果你信任的话。她看看我，把剪刀找出，递到我手上。不到二十分钟，我剪完。她照镜子，说我把她变漂亮了。我说你本来就很美。

我去申请签证前一天，伯母买了鲤鱼，说是吃了鲤鱼可跳龙门，会顺利得到签证，转好运到英国。可那天我非常倒霉，当场被拒签。

伯母说鱼也吃了，怎么不灵？她的难过并不亚于我。

我匆匆回到复旦。三个月后，我又申请了，得到签证。以后每年回国，都要看她。我们之间话多起来，但只说文学和日常生活。

2000年，生活遭变，我搬回北京。因为伯母搬到望京居住，我也在那儿买了房。整个装修，伯母给了建议，因此，我卧室里的卫生间有面大镜子、客厅有个大书柜，跟她家一样。

时不时去她家或带她去餐馆，她讲究吃，对电影和侦探小说更是精通，经常忘了她是年过八十的老人。她一度担心儿子有忧郁症，不能再写作了，经常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吃药效果也不大，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与她无所不谈，慢慢知道，她父亲是银行家，家里有中西厨子，小时去过欧洲、美国，后来回到天津，又随父亲移到上海。如同所有的热血青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去参加新四军，在路上被日本宪兵抓了。父亲领她出来，要她改“邪”归正。她不听，仍要革命。她的故事非常吸引我。实话讲，我与亲生母亲也未达到与她交谈的程度。我写《上海之死》时，女主人公在舞台开始的造型，背对观众，开始说话，然后转过脸来，是她给我讲的当年看的一出话剧。于是我沿用。孤岛时上海日本宪兵部里的情况也是她告诉的。

写这文章的前半个月，我去北京东郊殡仪馆参加她的告别会。四年前我母亲去世时，我在小区超市遇见她。她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那时她买菜做饭，给远方的女儿写信，给儿子校稿，每晚看一部DVD电影，身体健朗。谁想那一年后就病了，三年间一直治病。最后两次去医院看她，她都无法说话，眼角流出泪水。我走出病房就哭了。因为我知道我将失去她。

在与她的遗体告别时，我在想，北京冬天严酷无情，可这些年，尤其是在二十年前，我孤苦无依时，她代表母亲，也代表北京，温暖着我的心。

如今，没有她的北京，寒冷异常。我只得不断地回到过去才能度过：伯母推开四合院的大门，兴冲冲地说，“虹影，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条鲤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