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感到很难再留在《大公报》。董千里与他相识、相交多年，对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

1957 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他记得离职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并不是高级职员。

在金庸决定离开之前，在迷惑与苦闷中，同事周榆瑞对他也不无影响。周榆瑞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做过英文老师，在英国、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做过翻译，1946 年进入上海《大公报》，采写过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闻，受到周恩来赏识。1949 年他南下香港，继续在《大公报》做记者，并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因揭露蒋介石而受到读者关注。在左派眼中，周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卜”。1952 年1 月10 日，港英当局将司马文森、马国亮等八人押解出境，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的政治身份在内地也是不公开的，连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广东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周提供的情报线索，报经公安部决定清除隐患，由上海大公报社发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员轮流回上海学习。”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审，以“英国间谍”罪名两度关押，出狱后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门监管，到1957 年才获准回到香港《大公报》。

他俩过去就相处得很好，这次周榆瑞回来，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周的遭遇对金庸选择离开不无影响。他提出辞职后，《大公报》负责人数次挽留，但他去意已决。

当时，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正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他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职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