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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晚做了个梦。

场景是早已拆迁的老房子的大厅里。在大厅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朱红色的八仙桌，四周的墙半截是白灰，半截刷着绿色的漆。左边那扇墙上，整整齐齐贴满了我小学时期的各种奖状。

爷爷端正的坐在长凳上，背对着我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我跟爸爸安安静静等在后面，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也不清楚究竟在等什么。爷爷边写边嘀咕，蜡烛一对，大头照一张，还有……

我听见，扭过头小声地对爸爸说，照片我来帮爷爷拍就行了。

刚说完，我在梦里都意识到，爷爷早已经去世21年了。

爷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爷爷的遗照是一张素描，下面用楷书端正写着他的生辰死忌，裱在一个暗红色的木框里，年年月月日日随着时日远去渐渐发黄。这应该是一位专画遗像的画师所绘，这样想，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方小镇乡下，应该很多老人的遗照都是画的。

在爷爷去世之前，爸爸有去借了台相机给他拍照。记得，妈妈和姑姑很费劲地把爷爷支起来，给他披上墨绿色的军大衣，戴上皮帽子。可是，谁都忘记去检查这相机里是否有胶卷。

这应该是我喜欢拍老人的一个契机，也成为我强迫症的开始——总是反反复复的检查相机是否有电？闪存装进去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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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画像旁，两年前添了奶奶的遗照。

奶奶的照片也不是我拍的，是影楼专门给老人拍的那一种：脸上的皱纹修的很光滑，背景是电脑拉的蓝色渐变。

我大学时期曾给奶奶拍过一张证件照，给她换身份证用。她不喜欢，说我把她拍的太阴森，太吓人了。

2012年，正月，我在法国马赛。那会我刚结束了学校上学期的课程，准备回趟中国。机票在半年前就订好，是用我给天主教大学拍宣传照赚的钱买的。这也是我来法国后的第一次回国，心里充满了期待。在登机的前十多天，有一天早上，妈妈试探性问我，崽，你可不可以把机票换早一点。怎么了。她说不能换也没事，应该不差那几天。奶奶病了，现在在住院。

我记不得后来又说了什么，大意就是我会尽快回去。原先那趟飞机是特价票，无法退换。我急匆匆上网又预定了次日一早的机票，接着跟学校请假，收拾东西，折腾到凌晨四点半左右，才打车去机场。

那个冬天真的好冷。寒冷的回忆最可怕，想起来时总比美好的记忆来的更身临其境。记得我拿着行李箱，在风中哆哆嗦嗦地等出租车，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无法控制地打颤。到机场时天都还没开始亮，我拉着行李箱急匆匆跑去换登机牌，被告知无法登机。

原因是我的航班中途要在英国伦敦转，而伦敦不再申根国内——当时我正在换新的学生居留，是无法前去伦敦的，连转机都不行。

大清早的航站楼只有几个过夜的旅客疲倦地睡在椅子上，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一个人在换票处，一遍遍磨工作人员，拜托了我奶奶病了，我要马上回去。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帮我打电话反复询问，最后他们还是遗憾的表示不行。就算放我进去，在英国那边我也无法转机。

我没办法，前往其他航空公司的售票处碰运气。可都太贵了，几乎是全价。我已经买过两趟的往返机票，完全负担不起。我强打精神给爸爸打电话叫他别担心，今天有事无法出发了。然后坐上机场大巴回去，整个人精神都垮了。重新打起精神后，我又打电话给朋友们，四处拜托能否找一张便宜点的飞机票。

贫穷真是可怕的事情，从那时候起，我才开始有了存钱的概念。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坐飞机有一种莫名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