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自189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步步进逼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很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党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西安事变好像是豁出去了、拼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