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认贼作父更快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军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省城吉林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干劲十足地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王牌、对沈阳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第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晚，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620团团长王铁汉是从家里赶来的，有的营长也给自己放了“宿假”。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日本有支“笔部队”，原指派往侵华战场上从事写作的作家。实际上，凡是从事思想宣传、学术情报、奴化教育、新闻舆论、文学艺术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入“笔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伴着关东军的飞机、大炮、机枪、刺刀，“笔部队”舆论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家暴政”。东北“受制于军阀之下二十年，三千万民众，经其横征暴敛，导致有财产变无财产，无产者流亡走险，饮恨泣血”。“满洲国”的建立，是“憎恶张家暴政”的“满洲住民的自发的行动”，侵略军的行径也就成了“吊民伐罪”了。

是借口，也不无事实，比如腐败。

九一八事变，既定方针不抵抗，奢谈双方兵力、装备对比，就是毫无疑义的。就算关东军只有一个联队，甚至一个大队，东北军有百万大军，而且都是像第7旅那样的精锐、王牌，又怎能敌得过“不抵抗”3个字，不是照样白给吗？

而一个腐败政权，让它抵抗，有底气吗？

李顿说荣臻的那句话，用在张学良这位少帅身上，是不是更合适？

张作相为父奔丧，把吉林的军政大权都给了熙洽，这小子转身就给了日寇。同样的军署参谋长，倘若谢珂也能被授予这等权限，黑龙江抗战不就免了马占山降敌的大起大落吗？可这又怎么可能呀？你谢珂算哪个绺子的呀？万氏的江山，那姓岂不改大了吗？

闻听张海鹏扩军备战，要进军黑龙江，万国宾将洮昂路车辆陆续调到昂昂溪，使张海鹏的伪军不能铁路输送。

万国宾们不是汉奸，他们痛恨汉奸，痛恨日寇，恨不能汉奸立马灭绝，一下子就把日寇赶出东北。自然，他们希望中国强大，希望能在日本人面前挺直腰杆。因为他们经常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洋人打交道，他们所受的屈辱其实并不比百姓大众少。可他们往往南辕北辙，因为他们首先想的是自己的家天下，以国为家了。眼下则在客观实际上与抵抗阵线作对，起到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人们也就痛恨他们，甚至更加痛恨他们。他们是负能量，起码在那个历史时期不属于正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具有相当大的毁伤力。

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