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江西以后，尽管事务繁忙，蒋经国仍然照父亲叮嘱，继续进修，详读指定书籍，并仍以治国为主，唯其涉猎更以“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为中心，似乎希望汲取古人的智慧来治理地方，拯救战火灾难中的百姓。

例如，1939年11月2日，蒋经国在致父亲家书中说他“近来每日读书二小时，前日读完《康济录》，今日开始读《五种遗规》”。

《康济录》是清初钱塘陆曾禹所辑，原名“救荒谱”，清乾隆年间倪国琏录其大要，主要讲述防灾救荒及治本、治标之步骤与办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主要在写前代救援之典，记录历代恤民赈灾之盛，第二卷讲述裕民足食的根本办法，重点在防灾于未然，第三卷写临事之政，说明遇到凶年歉收应该如何纾解饥困，第四卷在写灾荒过后应如何补苴培复，末尾还有附录，罗列施急赈、设仓储之种种规章。

《五种遗规》是一本文摘，搜集了从汉代到清代约八十位名人学者的有关著述，包括班昭的《女诫》、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和《童蒙须知》、王守仁的《告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其中《养正遗规》主要是有关养性、修身、儿童及青少年启蒙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

1941年9月4日，蒋经国在致父亲家书中说他“自修方面除读《曾文正公家书》外，最近每日研读《王安石学说》，儿自知字体毫无进步，今后决遵谕每日抽一小时练习行书”。

即使在战争年代，蒋经国仍左手忙于赈济受到战火蹂躏的县民，右手忙于向烟赌宣战，要老百姓脱离腐败风气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他告诉父亲说：“赣城自遭轰炸之后，儿即创立施粥厂，及于城中，儿童避难室、民众俱乐部，于郊外禁烟禁赌，早已严厉执行。有和记土膏行设立赣市，资本雄厚，组织广大，勾结军人，在绝对禁烟区内私贩私运，儿业将该店查封，俾得扫除烟祸，以免流毒赣南。”换言之，面对老百姓，他是慈眉善目、菩萨心肠的父母官，但在另一个面向则是青面獠牙、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形象，绝对是贪官污吏、地痞流氓、鸦片烟馆和赌场的克星。

蒋经国固然全心全力治理赣南政务，但中国毕竟幅员辽阔，尤其偏远地区、政令难以到达之地，别说“蒋青天”的德泽未能及被，即使是蒋介石，凭借着枪杆子，亦未必能处处行得通。在1940年6月11日的家书中，对公务人员之治事能力及消极态度，蒋经国也不免感慨道：“大部分人民均有敌忾同仇心理，穷乡僻壤，处处皆以国家大事及大人之健康相询。人民在政治认识方面，实大有进步，唯一部分公务人员尚乏蓬勃朝气，基层干部亦少健全，致一切政令尚不能广泛推入民间，致土豪劣绅在地方上尚拥有相当势力，归根结底，赣南病原实在于交通不便，以及民智不开。”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不仅仅是一句讽刺的歇后语，而且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十分普遍的怪现象，和贪官污吏搏战经年的“蒋青天”仍然难敌铺天盖地、多如牛毛的贪腐官僚。

看不惯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奢靡风气的蒋经国只要路见不平，即使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外发生的不法情事，也一定马上写信告诉蒋介石，建议办人。他在1941年6月15日的一封家书中就痛陈时弊，说他去赣东视察时，见到贪官污吏一路嚣张的丑陋行径。“经过鹰潭、上饶等地，地方官吏与部队官佐大都经营商业，竞相逐利，终日在应酬场中任意挥霍。在金华、鹰潭公开赌博，无人过问；在上饶，则西装店、菜馆店林立，供人享受。故此次浙东战事一起，官吏争率逃命，斗志丧尽，毋怪百姓都说中央好，地方不好，此种病象亟应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