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还挖穴。上面本来规定，每人每天挖五个穴（种树用的，约八十公分宽，八十公分深，底部约六十公分）。当地领导为了政绩，规定每人每天挖十五个穴。女生挖不动，男生就帮着挖。先在荒山上平出一块地，再挖十五个穴。一天劳累下来，吃的是盐巴水泡饭，也没有菜，生活太艰苦。这里本来可以种香蕉、菠萝这些，可是不能‘搞副业’，否则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刚去连队的时候，思想很先进的，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慢慢改变了想法。我八岁上学，插队的时候才十六岁，初中还没毕业。和我一起去的一个重庆知青，叫罗建伟，我和他小学、中学一直是同学。有一次，他因为一点小事和一个上海知青发生冲突。那个上海知青个子很大，罗建伟个子小，打不赢，就抓了把斧头。连队领导过来，就把他斧头夺了。晚上开批斗会，把罗建伟绑起来审问：‘你为何持斧砍人？’罗建伟说：‘哪里是砍他，我只是吓唬吓唬他么。’连领导就说：‘胡说，你肯定是想把他砍死，然后逃到老挝去叛国投敌！’

“罗建伟说声：‘老天爷！我十六岁多点儿，哪里想那么多么！’他背不起这个罪名，不承认。结果连领导一个扫腿，罗建伟当场就跪了下去，眼睛泪汪汪的。当时我就看不惯了——全场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出；我看不下去，一下就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压而不服。”那个连长一听，什么‘芽儿不服’？还以为是那个流氓话，当时就把绳子甩出来，往桌上一抽，说：‘你跳一个绑一个；跳两个绑一双；跳十个绑五双！’

“我说：‘我们都是抱着一颗红心，投身祖国的边疆建设。谁说我们叛变投敌，那是对我们的污蔑！’当时我们连的跟我一起站起来，还有上海、北京各地的青年，也都站起来，一下把他们围住了，要求他们立即放人。他们一看我们那么多人，形势不妙，就把罗建伟给松绑，然后放了。自那以后，连领导恨死我了。

“我在连里有一定号召力，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也因此遭武装连关过多回，也遭打过。所谓武装连，就是针对知青的武装，他们不干活，专门抓人，抓了人押去干活。

“我们连队有一个同学，叫李明文，个子很小，我们都喊他小精灵。有一次，上班的时候他肚子痛，就躲到竹林里面去休息。当时他们班长叫杨得龙，非要打他旷工。旷工工资没有是小事，还要写检查，拉去批斗。小精灵回来就跟我说了，当晚我们就一起去找杨得龙，一共去了四个人，除了我和李明文，还有陈新忠和罗建文。我们只想找杨得龙说明情况，讲清道理。可还没走到，杨得龙看见我们，就大喊一声：‘陈安华他们来了！’那些事先埋伏好的老工人拿着棒棒、扁担，就一下冲出来，我们四个就只有赶紧逃跑——正好我们连长在旁边，就把脚一伸，把罗建文绊倒。我赶紧把他拉起来就跑。

“跑回连队，我担心他们被抓了，就找了一些人返回来。刚过了一片开阔地，前面是一条小河，就看见对面一道道手电光照过来，直刺眼睛。我一看有许多背枪的，就说：‘遭了，是武装连来抓人了！’当时提起武装连，人们都谈虎色变。我说：‘你们快回去，我一个人来担这事！’有人不肯，被我推回去。我说：‘你们快走！’然后我就跳到小河里，直接走到武装连面前。

“他们就说：‘好啊，陈安华！——终于抓到一条大鱼！’我当时一点儿都不怕，我说：‘我要写信到重庆告你们！’回去一看，他们三个都已经被倒吊在柱子上，一共四根木柱，还有一根给我留着。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然后管武装营的营部参谋王德成来了。他一到，就把我倒吊起来，双脚离地，这叫鸭儿凫水。我当时就昏过去了，感觉两个膀子遭刀切得整整齐齐的，没有任何知觉了。等把我再放下来，我就把当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