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傅说说停停，有些心不在焉。不一会儿，师母回来，又说了些耸人听闻的话，诸如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只好离开。

走进老街，里面萧条了许多，房屋破旧，或已经拆空，剩下裸露的砖墙和几根木架架。茶馆和商店也远不像从前那么热闹了：还记得2002年冬天，老茶馆人头攒动，老街挤满赶场的人群，卖菜的、算命的、卖香烛纸钱的，生意都很红火；一些小商贩举着橘树苗和腊梅花在街头晃动。那年冬天，江水青绿，老街、码头都是雾濛濛的。而今日老街，烈日炎炎，却冷冷清清。终于在路口的“逸园茶社”遇见两位茶客；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你坐在他们旁边，也要了一杯茶，5毛钱一杯的沱茶，还是从前印着红花和红双喜的旧搪瓷茶缸，茶更苦，也更香。

茶客问你是不是记者，来这儿做什么？你说：“不是记者，来喝茶。”于是你们坐在了一桌，随便聊天。这位名叫陈舜田的长者告诉你：“我们是从重庆江北区迁过来的，因为那里正在进行土地整合，准备建一座金融商贸中心，老房子都拆了。”

“可为什么要搬到鱼嘴来呢？”你问。

“因为这儿的房子要便宜些。”陈师傅说，“也就是说经济差了，拆迁补偿的钱在当地买不回来（房屋），就到一个落后一点的地方，房子小，便宜些。”

问及家乡往事，陈师傅喝了口茶，开始说道：“我们原先住的重庆江北区，大多是一些较为贫困的居民；原来那里还有一座明玉贞的衣冠冢，曾有许多韩国人前来拜祖宗。现在都拆了。我原先在江北区蔬菜公司合作商店，是集体企业，当时是计划经济，企业不会垮，但永远也赚不到钱。蔬菜商店既没有固定的商业网点，也没有固定资产，所以一旦垮了，一分钱也发不出来。我是50年出生，赶上共和国成立，后来就没有好的时候了：60年灾荒年赶上了；66年初中毕业，‘文革’三年革命；69年‘文革’结束，又上山下乡，在大足插队8年。回来知识不够，年龄又偏大，哪里赶得上改革开放的步伐？现在又退休，年龄到大不小的。目前在鱼嘴是租的房子，买房子买不起，可能明天连租都租不起了。我现在是把卖房子的钱在这里租房子、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

“我女儿才14岁，在重庆住读，住读就贵了噻！学习成绩好了，我还嫌要不得。所以我说，有钱人的观念和没钱人的观念不同：我巴兴不得她学习不好；她偏偏要读书，暑假就把下学期的课程预习了。她有那么大的劲头，大人于心不忍。所以要读书就恼火了。你想，一个学期要一千多块钱，还要生活费、交通费。你说195（低保钱）哪里弄得出来？我只有把房子卖了。她小学毕业就是中学教师鼓到来要的；现在成绩又好，高中是肯定考得取。而且穷人家的孩子，她有那个信心：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做到。遇到这种情况的家庭，是最恼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