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慈欣读了不少人文社会学科的著作，但他似乎还是有些重理轻文。当然，这不能算是确凿的证据，因为很难说他是在比较两门学科的高下还是特性。而且，书中人物的对白也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实想法。

不过，这并不代表大家的批评是正确的。

刘慈欣并不是不承认科技的负面作用，他甚至还在《三体》中就很多技术带来的伦理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如果非要给刘慈欣安上“科学主义”的名号，倒是可以考虑另一个区分：认知科学主义（相信某种程度的还原论和基础主义）和社会科学主义（相信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能经由科学得到解决）。

我们无法确证前者，但我们从刘江“酒吧对话”中可以确证后者。

刘慈欣：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

江晓原：那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刘慈欣：有人说科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如人性的异化，道德的沦丧，甚至像南茜·克雷斯（美国科幻女作家）说“科学使人变成非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人性其实一直在变。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互相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所以不应该拒绝和惧怕这个变化，我们肯定是要变的。如果技术达到了那一步，我想不出任何问题是技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那些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人本身不该被异化。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内涵几乎是相等的，与其在“科学主义”前面加个定语，不如直接称之为“技术主义”。像“非人”“异化”这些词汇，显然从属于另一哲学传统，那就是法拉克福学派和海德格尔对技术工具的批评。不过，他们的目标不是科学主义，而是技术主义。

上述对话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刘慈欣只供认自己是“技术主义者”，而江晓原随即称其为“科学主义者”。

上述对话还透漏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且看刘慈欣的原话：“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人性其实一直在变。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互相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所以不应该拒绝和惧怕这个变化，我们肯定是要变的。”如果在场的是一位伦理学者而不是科技史研究者，他一定会辨别出这是明显的道德相对主义。

刘慈欣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他的“零道德”理论，他认为没有普遍的道德原则，只有面对不同道德情境的权宜。这难道不是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吗？为了讨论人性，就要构建一些道德情境，尤其是极端的道德情境，不过，科幻小说碰巧是以科学元素来构架情节的。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仅因其具有科学元素就套用“科学主义”等概念。与其说刘慈欣是科学主义者，不如说他是道德相对主义者，“道德相对主义”是一个更综合、更完整的评价。

刘华杰曾在一篇名为《什么是科学主义》的文章中说道：“当其（指科学主义）指称没有界定时，学者们竟也能大胆地批评之。”不过，为了继续行文，他放弃了韦氏词典的定义，而自行做了“强科学主义”和“弱科学主义”的区分。可见，他已经隐约意识到，若按照严格的“科学主义”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刘慈欣的批评基本属于无的放矢。

这再次印证了我的第一个观点：面对科幻文学，目前评论界还没有做好理论准备。

至于道德相对主义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