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从报章上读到何永炎先生写的随笔、杂文，每每有所感、有所思，特别是在评论时事、褒贬人物方面，常有若合一契之慨叹。于是几乎是怂恿先生将这些文章收成集子，使我能一尝捧读之快意，同时又避免了遗珠之憾。如今集子将正式出版，吾愿也遂，就很想助个兴，说上几句，算作读后感吧。

人生七十古来稀，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也基本是何永炎先生古稀之年写下的文字。给人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一个“真”字：真实、本色，逼近本质，洗尽铅华。一个人在曲曲折折的利益关系当中，难免会在说话时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而当进入古稀之年，对世界的欲求越来越少，就会少了些遮掩，多了些本色。说的是真话，摸的是良心，不想对世界亏欠什么。整本书读下来，最想说的也最令人尊重的就是一个“真”字。《话说“说话”》对那种追求修辞、曲意言说表达了一种不屑。而《真情最可贵》讲的也是人间最应该珍视的东西——纯情。再放大一点讲，《历史是什么》一文把对历史的态度归结为客观，认为史学家“应是最不应该和最少可能撒谎的人”。一个人因为活得真实而受人尊重，一本书也会因为讲真话而值得我们致敬。

追求真实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观战斗精神”，最真实的人往往又是最激烈的人、最偏执的人。客观与主观原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何永炎先生对万事万物求一个“真”，而对芸芸众生求的则是一个“仁”。仁是什么？仁者人也，就是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尊重。全书通读下来，最喜欢的文字还是书中关于“人物”的部分，像辜鸿铭、周辅成、于光远、王安石等等，无不尽展本色、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尤其像辜鸿铭这样的怪杰，就凭他拖着辫子、赞成“纳妾”，骂之者就不乏其人。而何永炎先生偏偏写出其狂其怪之外的种种可爱，甚至以两篇文章来谈论此人，这也是书中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呢？书中讲得好：“他的骂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显得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在全社会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能指出“危险”。而在写王安石及其变法时，何永炎先生把对王安石的景仰之情毫不吝啬地挥洒出来，写他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写他关键时刻的“有志与力”，尤其写他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不惜得罪王公贵族，“以一人之力战天下之人”，真想高声叫个“好”。为什么独挑出这些人物来评说，根本之处就在于，他们敢讲真话，敢于坚持己见，敢于为生民立命。书中说了那么多的责任与使命，但究其根本，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百姓的担当。从体制的核心走到体制的边缘，何永炎先生的知识分子脾气不仅没改，反而更加强了。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经过顽强努力和曲折奋斗所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信念一直薪火相传。仁者爱人，这是知识分子也是读书人放在心中的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