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你哭了吧。他说：晚了！你当时怎么不想到你在骂我们啊。就这样，不等我辩解，就把我定了个三年。

解说：就这样，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劳教，成为他所在的农场里唯一一个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恐怖——饥饿。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惨的一个冬天，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个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就是一尺宽那么大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那个劳改农场，我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抬人走的声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