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历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杜高经历的那“两个窝窝头事件”，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经过了漫长的劳教岁月的磨难，我们看到杜高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档案里保存了1966年农场医院的诊查单和病情报告两份资料。他那时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经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了。在《又见昨天》中他曾说“我不再是我”，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可是在这册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关系不错的难友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材料，这是最后的一份材料，因为11月4日他就离开农场遣送回原籍了。这位难友这样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高先生看到这份材料后沉吟了许久。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位难友写这篇揭发材料的动机，也猜想不出来了。但这是一句知心话，在那样一个严寒的时代氛围里，只能对信得过的朋友才会说的一句真话。也许那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确真闪动着一个朦胧的希望，祈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个苦痛的年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许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活了过来。

我读完《又见昨天》后很受感动，便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送了这本书。许多老年华人联系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年轻人也纷纷要求重播。我把一盒录音带赠送杜高先生留作纪念。我请他为我写一张字带回澳洲。他笑着对我说，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不好，从没有给人写过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为纪念，他才答应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辞别杜高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准备在澳洲华人电台播出。和他的亲切会见和深入的交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最叫我高兴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经装裱好的字送给我作纪念。我展开卷轴，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有感于丽江先生收藏《杜高档案》的劳改卷册”。

我默默地诵读着，领略着它的深意。

李辉 2007年5月于澳洲

 （原载《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