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以我所见，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顷大湖一样宽广，他的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他的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他的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所建立的功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革除了积弊。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和高远设想，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废除；而那些被废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这些上古三代的先贤，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事迹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寻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诞生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国史的荣光，人们应该买丝线为他绣像，铸金身以祭祀他才对。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过去了，这一千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平庸的史家，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是巨奸大恶，凶残迷信，专制伪善，人们众口铄金，历经百年，但是今天已经为他昭雪。英国国会大厦有先哲画像数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百姓对荆公评价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诋毁他，竟和宋代元祐绍兴年间没什么两样。即使有正面评价，也是赞赏他的诗词文章；再好一点的，也不过肯定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对于他事业的恢宏，目光的远大，毫无认识。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没有机会显露光芒。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小人宽，而对君子甚严。唉，难道只有宋儒是这样吗？这一流毒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毁谤。求全，就是不看一个人的优点，专找他的缺点；然而憎恨一个人，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而对于荆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惊骇，继而阻挠，这不足为怪。但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何因政见不合，就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捏造事实，攻击别人的私德，这是没见识的村妇才干的事，没想到士大夫们竟也这么干。于是千年以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信。《宋史》不足信，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说过。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纵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