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习斋先生（名元）《<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上古尧舜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可尽废，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而出了问题。然而人们曾经考虑过当时的形势了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何以维持？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大宋尊严何在？一想到这些，做臣子的无法一天稍安。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个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和他讨个说法，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可能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要是听说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无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大兴问罪之师，反过来却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莫非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呜呼！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一百年后，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弥远割下头颅，送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岂不是祸及家门，咎由自取？这七件事都是荆公执政的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把它列为王安石的罪状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后来蔡卞重新加以改写，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上台，又给改了过来，《宋史》几度涂抹，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把家国覆亡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苟安颓废者当作君子，把建功立业、支撑天下者当作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